瑞士的真正魅力

　　人们早就注意到，瑞士这个人口仅700万的小国拥有无穷的魅力。瑞士没有海洋，它的远洋船队按实力却居世界前列；它不出产可可豆，却生产出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它的国土面积4.1万平方公里，也就两个北京大小，而且一年只有4个月可以放牧和耕种，其余时间都是冬季，但却拥有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乳制品。

很有自知之明

　　显然，瑞士人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如何根据国情获得财富，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瑞士是富有预见性和创新能力的国家，知道在当今时代，欲达到上述目的，唯一的途径是走科学强国之路。而且瑞士人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世界范围内，瑞士在开发智力、申报专利、研究与发展领域均名列前茅。也就是说，瑞士国家虽小，但科技发明、大学与企业的科研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而为她参与21世纪的全面竞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瑞士属于为数不多能够充分认识智力投资重要性并付诸实施的国家之一。长期努力的结果是：瑞士每年申报的人均专利最多。数目超过法国、日本和英国；按绝对数也仅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

　　瑞士是世界上按人均计算科研费用最高的国家。每年瑞士投入的科研费用高达100亿瑞士法郎。而政府的投入仅占总额的1/4，其它投资来自企业界。如化工医药行业、电子技术部门和机械行业都自行投资从事科研活动。另外，瑞士企业界每年投入国外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也高达80亿瑞士法郎。

　　世界上不少著名的公司，由于看好瑞士的科研基础，纷纷在瑞士设立各种研究中心。如美国巴特利研究所和IBM等。仅IBM在瑞士的中心就汇集了众多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由于瑞士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其它著名的国际企业也在瑞士设立高水平的尖端技术研究中心，涉及医药业、精密仪器、微电子技术。

　　重视智力投资和科研使瑞士在世界众多研究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根据用尖端技术领域增长率表示的创新能力统计，在10项尖端技术领域，瑞士在其中的7个领域保持着最高的增长率。在蛋白质合成方面，瑞士名列第一，机器人方面居第二。如果按人均比例计算瑞士获得诺贝尔奖者比例在世界上最高。凭借着如此发达的科技知识和技术，瑞士已为其参与21世纪全球科技和工业大竞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以“诺浩”称霸世界

　　瑞士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许多人都知道瑞士生产的钟表、精密机床，是世界上金融服务最周到的国家；是旅游胜地，有“欧洲花园”之称。但是，瑞士企业“诺浩”多，却鲜为人知。

　　“诺浩”为英文Know－how的音译，中文意思是“专门技能”或“技术诀窍”。在西方国家，“诺浩”被视为“王牌技术”的象征，谁拥有“诺浩”多，就说明谁的“王牌技术”多。因此，许多企业以拥有众多“诺浩”而自豪，就犹如企业有名牌产品一样。在许多情况下，“诺浩”的价值远高于名牌产品。这是因为，产品的设计技术常常可以被仿造和窃取，而要盗取“诺浩”却不那么容易。所以，许多西方企业视“诺浩”为绝密，很少申请专利，更不外传。

　　瑞士是个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因此，该国很早就选择了走发展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的富国之路，即主要生产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较少的产品，而坚持在这些产品中注入知识含量高的劳动，以保证使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创造更高的价值。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除适应潮流的产品开发、设计外，主要靠生产、加工技术上的创新，并使其中的许多技术形成“诺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诺浩”不断完善，不仅成为企业的传家之宝，而且以“名牌加工技术”而饮誉海内外，许多客户就是冲着这种独一无二的加工技术而将大笔生产、加工业务送上门来。制作钟表，尤其是高档手表，手工操作在整个工作量中占有很大比例，而瑞士工匠精益求精的手艺为巩固钟表王国的地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据调查，瑞士制造业无论大小企业均拥有“诺浩”，而且中小企业人均拥有“诺浩”远高于大企业。瑞士仅机床业拥有的“诺浩”就多达5000项。瑞士有一家专门加工手表壳体的小企业，已有90年历史，拥有320项“诺浩”，人均拥有4项。

懂得如何赚钱

瑞士与新加坡、香港、比利时并列为世界人均出口额最高的四大市场。如今，瑞士经济的一半收入来自外贸。

瑞士贸易竞争力强源于以下因素：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 瑞士人讲多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瑞士的职业培训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瑞士产品质量一流，为世界公认；瑞士政局稳定，劳资关系和谐，很少有罢工现象；瑞士人工时长、效率高；瑞士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通讯等）；瑞士的服务业水准为AAA级（银行、保险业等）；瑞士善于合理利用国际分工；瑞士科研水平为世界一流；瑞士为中立国家，接纳了众多的国际机构。

　　瑞士虽是小国，却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纪录。人们最熟知的是瑞士手表。多年来，瑞士手表的“含金量”世界第一，平均每块手表出口创汇是日本的1.5倍、香港的4.5倍，是中国大陆的20倍。目前，瑞士手表占据了世界手表市场65％的份额，而高档高科技手表所占份额更达77％，可见瑞士表名不虚传。

　　不要以为瑞士人只会制造钟表这些小玩意儿，各国工业界人士都知道，瑞士生产的机床赫赫有名，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是瑞士机床产品的长期用户。长期以来，瑞士机床出口额位居世界前五位，人均机床出口创汇近30年来稳居世界第一。尤其是精密机床，更受各国青睐，2003年的出口额约20亿美元，占机床总出口额的89％。有人计算过，如果论斤两出售机床，瑞士机床每公斤的价格是日本机床的2.8 倍、美国机床的3.2倍，是中国大陆出口机床的10倍。尽管瑞士机床价格之高“世界第一”，但其机床却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瑞士莱斯豪斯机床公司是一家仅有600多人的中型企业，它生产的精密螺纹磨床售价世界最高，但却一直供不应求。据一项调查，世界各国机床业的库存量中，瑞士最少，因此瑞士机床业的资金流动率居“世界第一”。在瑞士机床业界盛行一句口号：“产品卖不出去，是设计上的失败”。所以，瑞士的机床设计独树一帜，其重要特色有两个：高精度以及完全满足用户的要求。

　　瑞士除了拥有不多的森林和1500多个湖泊外，并没有多少旅游资源，但瑞士人善于动脑筋，设计了100多个旅游项目，并以优质服务和良好的硬件设施吸引游客，不仅每年有近2000多万游客进入瑞士，而且每个游客平均在瑞士逗留的时间达7.2天，这个指标居欧洲各国前列，而在人均旅游业创汇方面稳居欧洲前3名。此外，瑞士拥有大型旅游车12万辆，登山铁路专线50多条，轮齿轨铁路94公里，登山电缆吊车线400多条，滑雪电缆吊椅线1000多条……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是相当不易的，无怪游客们说瑞士是“世界花园”。最近，瑞士的几十家旅游公司已通过因特网向海外招徕业务，通过网络可在瑞士订购客房、机票，并享受优惠。

　　金融服务是瑞士最重要的服务业，半个世纪前就享誉世界，几乎所有国际大财团以及有声望的名人、大亨均在瑞士银行中拥有户头。瑞士的银行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以银行密度计，瑞士早已是世界第一。国内有3900多家银行，平均1000多名瑞士人便拥有一个银行。在人均吸收国内外存款方面，瑞士更是世界上的绝对冠军。

均衡发展教育

　　瑞士是西欧的一个小国，这个国家对教育高度重视均衡发展。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瑞士教育制度中最突出的、最有光彩的特点就是它的职业教育了。九年义务教育，即初中毕业之后，学生开始分流，约70％的毕业生进入职业学校（俗称徒工学校）的道路。在瑞士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上，已形成了一种共识，孩子上职业学校，只要符合他的爱好与实情，照样有出息。瑞士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只培养科学尖子，还要培养职业尖子即各行各业的尖子。瑞士有300多种职业都有培训，学成后将获得证书。每个行业都在发展和进步。例如，今日对机械工人、裁缝、木匠、泥工等的要求，与50年前就大不一样了。瑞士人还认为，没有一个严谨、完整、高标准的职业培训系统，一个国家要取得经济和社会成功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瑞士对教育的高标准要求，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小国，不仅出了16个诺贝尔奖金得主，而且孕育了世界一流水平的金融、旅游、酒店、机床、钟表、电子和仪器等行业。

　　在瑞士，全社会对各行各业的重要性都有共识，没有偏见。各工商企业、行政机构、甚至个体劳动者都愿意出资搞培训，以保证本行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实际上，徒工学校出来的人照样可以鹏程万里。瑞士最大的银行——联合银行的大老板施图德尔就是徒工学校出身。据统计，在日内瓦，75％的老板均出自徒工学校。

小问题：叶笃正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叶笃正：“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风华正茂时已经是奠基人，古稀之年仍然是开拓者。让外国人同我们接轨，这是一个年过九旬的大学者的大气象。笑揽风云动，睥睨大国轻。 
    91岁的叶笃正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术巨匠之一，荣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近60年的科学生涯中，叶笃正先生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等领域成就显著，被公认为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作出了开创性重大贡献，也是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常挂在叶笃正先生嘴边的是：“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 　

【小问题】 你能说说你对非洲的认识吗？

大地非洲

    歌与欢乐

　　黑人是快乐的。

　　我们到彭巴的时候是晚上，一进院子，就听到很非洲的鼓点。这个曲子一直响到很晚，仿佛只有这么一支曲子翻来覆去地放。似乎整个彭巴期间，院子里响着的一直是这个舞曲。也许是我对音乐过于无知，不具备分辨能力吧。

　　黑人的生活很简单。按照杰克尹的中国工人老李的说法，像猴子似的，走到哪儿睡到哪儿，一有钱就喝酒，一有空就跳舞。

　　彭巴家里有一位干瘦矮小的瓜德拉，他在大门旁边铺了一张席子，席子旁边有一台录音机，我常常看见他躺在那儿听歌，很悠闲、很惬意的样子。

　　杰克尹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很能看出黑人的性格。有一次他买了两辆新卡车，带着两个黑工去马普托接车。工人们乘长途车到马普托，他乘飞机第二天到，一同接车回克利马尼。结果车刚出城，另一辆车就停了下来，开车的小伙子说想要在马普托玩一天再走，因为他没有来过马普托。这个要求被杰克尹拒绝了，于是接着开，不过过一会儿，那辆车又停了。那小伙子说，他不干了！杰克尹说：“这时候我也不能求他，我只能说，你给公司造成损失了，你来马普托的车钱都是我出的，那小伙子说他赔，他就是要在马普托玩两天。没办法，我只能让他走。那大卡车我没有开过，那我也得往回开呀。我就跟另一个黑工说，你在前面慢点开，我在后面跟着。一路开回去，浑身疼了一个星期。你看人家黑人这性格！从那以后我就注意了，再派人去马普托，先问他去过没有，要是没有去过，想在那儿玩，就早一天派他们去。多出一天房钱。”

　　虽然莫桑比克按照全球化的标准很穷，但是老百姓好像并不着急。我初到马普托正赶上周末，所有的商店都关着，只有在大街上专门卖老外工艺品的摊贩还在。连中国人也入乡随俗，我路过一个中国人开的华安超市，迎客的门紧锁着。如果到莫桑比克开小商店中的中国人多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像在西班牙似的。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怎样理解幸福。当然，这不只是个体的选择，更是集体的选择。一个工作狂去了非洲，虽然看起来是个怪物，却可能大发其财；反过来，那些有钱就喝酒，有空就跳舞的黑人兄弟们到了节奏快的地方，则可能会无法生存。所以现代化是不可逆的。

　　再换一种角度理解财富，黑人依然可以是富有的。在莫桑比克，我听到几次让我感动的歌声。一次是在彭巴，2004年7月17日中午，海滨Mondlane雕像广场前的婚礼上，宾客们围着一对新人又唱又跳，有一位背着婴儿的妇女也在里面欢快地跳着，那个婴儿的表情显然是习惯了。他们的歌舞完全没有伴奏，只是有人起了个头，大家就一起唱起来。我虽然是音乐盲，也能听出那是不只一个声部的合唱！完全不需要指挥，恐怕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我想，那是出自人的音乐本能，就像中国侗(dòng)族和苗族的大歌。

　　还有一次是在克利马尼的墓园。每个星期六，当地居民都要去墓园扫墓，拜祭过世的亲人。这个频率远远出乎我的想象，所以在一个周六，我专门起了个早，前往墓园。墓园里熙熙攘攘，人们也不显得怎样悲痛，倒是像走亲戚一般。就在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墓园外开过一辆卡车，车后站着一群装扮整齐的黑人姑娘，唱着美妙的和声，疾驶而过。

　　我们的汉民族，尤其是城市里生活的汉民族，很久以前就失去了音乐本能。如果要想听到这样的歌声，要去大城市的音乐厅；要想唱出这样的歌声，需要接受专门的训练。我想，如果把这样的歌声，这样的舞蹈货币化，黑人的财富会增长几个百分点？

小问题：贺龙的孩子是怎样看待他的父亲的？

靠菜刀起家

现在，稍懂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但具体说法又不同。有说两把菜刀，有说三把菜刀，甚至有说八把菜刀的，这些说法又都有当事人的回忆为证。到底哪种说法准确？

其实都不假。斗争环境及条件使父亲贺龙与菜刀结缘。“小试菜刀”不算，靠菜刀起家的大的起义活动就有三次。

第一次“菜刀革命”发生在袁世凯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之后没几天。

父亲贺龙当时实在太年轻，才十九岁，却很明显地是这些二三十岁青壮年们的核心。他的上唇刚出现一层还不够“胡子”的茸毛，眉毛浓黑，有力地弯在额上，眼睛大而俊毅，很深的双眼皮，黑眼珠凝聚了熠熠的光彩；挺秀的鼻子下，双唇交合呈着柔和的双弧线。一旦他笑起来，眼睛和嘴唇就会变成弯弯的三个“月牙”，很有感染力，常会引得四桌客人都跟着开心大笑。

他成为朋友们的核心，不仅因为伴随他与生俱来的有关神龙下凡的传说；不仅因为他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就打翻了武秀才；也不仅因为他十三岁开始赶马帮，闯荡江湖，广交两湖的英雄豪杰，最主要的还在于他已经投身革命，由留学日本回来的陈图南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前几天贺龙赶着骡马来到泥沙镇，分别把多年来结交的朋友联络到一起，揭露袁世凯是“窃权弄柄，专制皇帝”。他说：“我非常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别人说他是孙大炮，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特别是同他所组织的“八义团”的英雄，都是有着金兰之交，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兜底告诉了他们：“袁世凯搞复辟，当皇帝。我们就要搞革命，拖枪建武装，讨伐袁大头！……”

经过一番密议，“八义团”的朋友们分头活动，动员组织了三十多名义士，就定在今天这个赶场日，要举行“泥沙暴动”。可是看看贺龙，他并不提夺枪，也不讲起义，好像压根没有这回事儿一般。贺龙这种轻松豪放的神情自然可以镇定人心，免除惶恐，但也使起义骨干，那些“八义团”的朋友们感到一丝纳闷。有人忍不住悄悄探手怀内，硬邦邦的还在，那是磨快了的菜刀。

当贺龙提出打团防局时，有人担心地说：“没得家伙呀，空手打得了吗？”有人说：“多打点大刀长矛，实在没得就拿齐眉棍！”“不行，这些家伙都不能拿，太显眼。”贺龙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能用的家伙是现成的，菜刀。”

“菜刀？”

“对，杀得猪狗就杀得奸人。”贺龙笑着说，说得很轻松，“掖在怀里还隐蔽。”贺龙就是讲再大再危险的事，也不变那种轻松的神态和语气，朋友们最佩服他这种大将风度，马上齐了心：“要得，就拿菜刀跟他们干！”

现在，起义的人早聚齐了，贺龙为什么不谈“大事”，只顾喝酒讲闲话？正在大家疑惑得有些忍俊不禁，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匆匆掀帘而入，对贺龙附耳低语几句。贺龙微微一点头，脸上的笑容瞬间敛尽，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张记饭庄陡地静下来，静得惊心动魄。

谷绩廷已经关严门。贺龙缓缓起身，双拳一抱：“我贺云卿今天找大家来，要商量一件大事，相托各位，不知愿不愿跟我一起干？”这三十多人，除“八义团”的志同道合的起义骨干，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要办“大事”，并不明白具体内容。但这气氛已使他们感到非同一般。一阵不安的骚动之后，大家肃静下来。带着稳定和勇气的是贺龙那双火炬一样明光闪烁的眼睛，庄严而热烈地从每个人脸孔上扫过，充满了激荡人心的魅力。“云卿有事只管说，”站起一位骡马客，“有你挑头，什么大事我们都敢干！”“就是把皇帝老儿拉下马，咱也敢！”土家族的老庚们豪气冲天。“只要用得着咱弟兄，一刀子一割的事儿咱也不眨眼！”一名团丁被酒力鼓荡用力拍响胸脯。

“好，我就直言了。”贺龙左手叉腰，右手握拳撑在桌面上，“袁大头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为的就是当皇帝。我要拖枪组织武装，响应孙中山，讨伐袁世凯！今天我想请大家一道去夺团防局的枪支。这事很危险，可是都不敢干国家就更危险。”贺龙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朝桌上一剁，“没别的意见，请大家来就是要咬蛮跟他们干！”

湘西的山里人血性豪侠，土家族的老庚们更是剽悍勇毅。互相交换一下眼色，立即鼓噪而起：“干！咬蛮跟他们干！”

贺龙举起酒碗：“今天我和大家盟个誓：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万死不辞！”大家轰然而起，举起酒碗：“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万死不辞！”

小问题：毛泽东是怎么评价鲁迅的？为什么给出这样的评价？

论鲁迅[1] 
毛泽东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根据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指鲁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