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芦荻西小学 陈燕 英语Unit 8 Apples are goo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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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横白练一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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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潮

    钱塘潮

    一线潮

        

     

     

    • 难点试析

    《藤野先生》教学难点试析

    薛绥之柳尚彭

    (一)藤野严九郎其人其事

    藤野严九郎生于日本福井县,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他生于1874年7月1日,9岁时父亲亡故,由大哥二哥抚养。严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读小学时,同时跟酒井藩校教师野坂先生学习过汉学。1892年4月,从福井学校中途退学,进入爱知医学校,1896年10月毕业,留校作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1897年5月,得到医生开业证明书。同年7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一年。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其时藤野刚刚满27岁。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担任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他还担任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一年级的专业课只有解剖学,一年级的正副班主任大体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担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围很广,据当时仙台医专规定,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管理教导、出席情况、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负责。

    1904年7月6日,即大约鲁迅到仙台前两个月,藤野由讲师升为教授。

    藤野生活朴素,当时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研究生物学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听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想学生物学的话。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1912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大医学部,所有校舍、教职员、学生原班未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于6月底提出“请求免职”,7月1日降为临时讲师,8月9日被解除讲师职务。

    藤野因生活关系,认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就业。1919年回故乡自立诊所,1945年在福井逝世。

    (二)《藤野先生》的主题

    《藤野先生》的主题是什么,这两年争论颇多,大体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种:主要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也赞扬了藤野先生。

    第三种:怀念歌颂藤野先生。

    第四种:主要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其次也写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分歧点主要是:《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还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主张《藤野先生》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由如下:第一,《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地点在厦门大学。鲁迅原来准备在厦门工作两年,结果只住了半年。他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写了《藤野先生》回忆散文,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回顾了自己爱国思想的发展,以此来激励自己,增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念。第二,全文按地点转移,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讽刺的笔调,痛斥了在日本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腐败状况,表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二部分,作者回忆了自己在仙台医专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着重追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充分表达了青年鲁迅热爱祖国、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可贵精神。第三部分,写鲁迅怀念藤野,藤野不仅没有民族偏见,给了鲁迅无限的温暖和极大鼓舞,而且藤野的思想与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是相通的。第三,鲁迅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回头总结自己20年前弃医从文,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本身就是对洋务派、改良派、复古派“科学救国”滥调的批判。如果说写作者的爱国精神是次要的,既不符合作品的内容,也降低了写作此文的战斗意义。

    主张《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理由如下:第一,这篇散文的标题是“藤野先生”,一般说,文章的标题是作者对全文思想内容最鲜明和最精练的概括。这篇散文抒写的中心应该是藤野先生,文章的主题,自然应该是和藤野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而不可能抒写的中心是藤野先生,要表达的主题却是“我”的某种思想。在文章的结尾部分鲁迅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写《藤野先生》,正是为了寄托自己对具有“伟大的”性格的藤野先生深沉的怀念。第二,从整篇文章的结构看,是围绕藤野先生这个中心来组织材料的。开首写作者对一些专事享乐的“清国留学生”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促使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因而有机会结识藤野先生。接下去写仙台生活,写藤野先生,写泄漏试题的流言,当然与藤野先生有关。写看幻灯片后终止学医,是交代离开仙台的原委。后面几段是写和藤野先生的分离及分离后对藤野先生的怀念。总之,这篇文章不是“以鲁迅的思想变化为线索”,也很难说是“作者回忆藤野先生,只是为了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明确自己是如何生活、战斗过来的。”

    我们是主张《藤野先生》的主题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从作品的效果看,这篇作品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的容貌和言行,是藤野先生的性格和品德。鲁迅所以建议增田涉把《藤野先生》译出编入《鲁迅选集》,也是因为这篇散文怀念歌颂了藤野先生,而不是因为它写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和学习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 统计在军事上的应用故事
    统计在军事上的应用故事

     

     

      

    飞机的故事

        二战后期,美军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展开了大规模战略轰炸,每天都有成千架轰炸机呼啸而去,返回时往往损失惨重。美国空军对此十分头疼:如果要降低损失,就要往飞机上焊防弹钢板;但如果整个飞机都焊上钢板,速度航程载弹量什么都要受影响。 怎么办?空军请来统计学家沃尔德。沃尔德的方法十分简单。他把统计表发给地勤技师,让他们把飞机上弹洞的位置报上来,然后自己铺开一张大白纸,画出飞机的轮廓,再把那些小窟窿一个个添上去。画完之后大家一看,飞机浑身上下都是窟窿,只有飞行员座舱和尾翼两个地方几乎是空白。 沃尔德告诉大家:从统计学家的眼光来看,这张图明显不符合概率分布的规律,而明显违反规律的地方往往就是问题的关键。飞行员们一看就明白了:如果座舱中弹,飞行员就完了;尾翼中弹,飞机失去平衡就要坠落――这两处中弹,轰炸机多半就回不来了,难怪统计数据是一片空白。因此,结论很简单:只需要给这两个部位焊上钢板就行了。 不得不佩服统计学家沃尔德的睿智。试想,假如他只在弹点最密集的地方补上钢板,而忽略了从事实的角度的分析,结果会是如何呢?

     
    德国坦克的故事   

        我们知道德国的坦克战在二战前期占了很多便宜,直到后来,苏联的坦克才能和德国坦克一拼高下,坦克作为德军的主要战力是盟军非常希望获得的重要情报,有很多盟军特务的任务就是窃取德军坦克总量情报,然而根据战后所获得的数据,真正可靠的情报不是来源于盟军特务,而是统计学家。

        统计学家做了什么事情呢?这和德军制造坦克的惯例有关,德军坦克在出厂之后按生产的先后顺序编号,1,2...n,这是一个十分傻的传统,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德军送给了盟军统计学家需要的数据。盟军在战争中缴获了德军的一些坦克并且获取了这些坦克的编号,现在统计学家需要在这些编号的基础上估计n,也就是德军的坦克总量。这其实是均匀分布边界的估计,公式是:(1+1/缴获德军坦克的总量)×所有缴获坦克中的最大编号。
    • Exam2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魏学洢(约1596——约1625),字子敬,中国明朝末嘉善(今属浙江省嘉兴县)人,明朝末年的著名散文作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也是一代明臣魏大中的长子,一生未做过官,好学善文,著有《茅檐集》。被清代人张潮收入《虞初新志》的《核舟记》,是其代表作。

    人物生平

    魏学洢在七岁时就能作诗,生性孝顺。曾经有一次不小心摔下桥,断了脚,也不敢大声喊痛,唯恐父母担心受怕。年少时,曾和父亲魏大中一起到帷萧寺苦读,生活清苦,效法范仲淹日夜吟诵。成 年之后,以擅长写文章闻名于乡里之间,而他所做的赋更是精妙,颇受大家的欣赏。甚至云间有一个叫陈继儒的人,和他订下了忘年之交。

    相关事件

    魏忠贤在三十岁那年又造《百官图》,污蔑清廉的官员,甚至再唆使同党刑科给事中傅櫆劾汪文言、左光斗及魏大中,给这三人冠上莫需有的罪名,说他们“招权纳贿”,更说左、魏两人“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实为匪类”。魏忠贤更矫旨责怪:“魏大中互讦未悛,不得赴新任”玩弄言官于股掌之中。杨涟等人弹劾魏忠贤,不仅使其原形毕露,也使依附其下的干儿义孙们大为恐慌,魏了希恩邀宠,于是天启五年三、四月间,众人筹谋献策,倡兴大狱。诬陷杨涟等六君子,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判定杨涟左光斗各坐赃二万,魏大中三千。魏大中被捕之时,乡人号送者近万人。

    轶事典故

    魏大中被捕之时,魏学洢泣血号呼,想随牢车北上。他不听从父亲劝阻,改换姓名、容貌,秘密地在后跟随缇骑,沿途打听父亲的起居。抵达北京后,白天藏匿在客店之中,昼伏夜出,四出求救,但父执辈之人有的拒不相见,有的则对他仰天长叹,相对而泣,无可奈何而已。魏学洢虽然也想上书以己代父,但未能如愿。魏忠贤又矫旨下令,对六人“严刑追赃比较,五日一回奏”,于是狱卒鞭笞拷掠,棍棒交加,臀血流离,骨肉俱腐。魏大中被诬接受熊廷弼等人贿赂,亦为欲加之罪。最后竟被诬陷坐赃而死。死之时溽暑殷雷,相验领埋之旨,迟迟不下,过了六七天才差官发尸,和杨涟、左光斗等三人尸体由牢穴中拖出,骸胀而黑,肌生蛆蚋,溃烂零落,几难以辨认,那年魏大中五十一岁。魏学洢领了父亲的尸体,匍匐扶衬归乡,日夜伏草啼号。魏大中虽死,但追赃的行动并未停止,因此魏学洢被下浙江监狱。

     

    视死如归

    魏学洢在家庭遭此大变,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痛心疾首,因此也视死如归。果真在这同一年,魏学洢也因病而死,死时才二十九岁。崇祯初,魏忠贤失势。魏学洢之弟魏学濂沥血上书,陈述父受冤狱,兄死孝之惨状。又上书弹劾阮大钺等人交通逆阉,罪大恶极。不久,魏大中被追谥为忠节,魏学洢也被下诏旌表为孝子。

     

     

     

    • Practice1
     

    12

    34

     

    write some words about these pictures.

    When was she born?

    She was born in …

    How long did she play pingpang?

    She played for …

     

     

    • 《虞初新志》简析

    《虞初新志》简析

      《虞初新志》二十卷,卷首有辑者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叙”及“凡例”,末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总跋”。然据学者考证,跋时是书只有八卷,后陆续刊成二十卷,其时约在四十三年(1704)。先后历时二十余年最终成书,说其耗费了张潮半生心血当不为过。全书载文一百五十篇左右,所收皆出自明末清初时人之手,以钱谦益、吴伟业、魏禧、周亮工、侯方域、李渔、余怀、王士禛等名人居多;体裁包括传奇、志怪和志人各类,然以情节曲折、富于文采、篇幅较长的传奇为主。传奇诸篇,多以塑造人物见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有栩栩如生的刻画和呼之欲出的描状。该书之问世,在文言小说编纂史上自呈一种别开生面的崭新容貌,创立了一种独具品格的小说体类,标志着“虞初”体小说的正式诞生。

      在《虞初新志》之前以“虞初”为名的小说集,均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从形式上看,皆为纂辑而成,而非独家著述;从内容上看,多为汉唐作品,均无时人之作;从取材上看,多采自小说专书,罕选于作家文集。故晚明问世的《虞初志》及其续、广,不仅互相之间缺乏新意,与同时刊行之杨循吉辑《雪窗谭异》、汪云程辑《逸史搜奇》相比,也毫无特色。如果“虞初志”沿此道路编选下去,无论掺否“新”、“续”之类的字眼,亦只能是汉魏唐宋笔记、传奇小说选而已;长此以往,也难以为继(古人之作总有穷尽时)。而艺术追求、出版眼光和文化传统、商业意识与前人皆有所不同的歙人张潮,自不会重蹈明代“虞初志”之旧途。就艺术追求而论,张潮认为文人学士平时创作阅读所取资者无非“经传子史”或“世说稗官”,此类文献“未免数见而不鲜,抑亦常谈而多复”,而其崇尚的是“任诞矜奇,率皆实事;搜神拈异,绝不雷同”。其艺术喜好是:形象的放诞孤高,皆有现实基础;题材的神奇怪异,力避类似前人。就文化传统而论,自明中叶以来,徽州人士挟雄厚资财进军出版领域,于编选、刊刻两擅其胜。在文言小说的编刊上,尤有骄人的成绩,如《逸史搜奇》、《广艳异编》、《舌华录》,便分别出自歙人汪云程、吴大震、曹臣之手;并且,除了为增广署名“王世贞编”《艳异编》而纂的第二种仅有一种版本外,前后两种皆有不错的刊行记录。降至张潮,寓居扬州这一文化和商业的繁盛都市,借鉴其邑前辈编选和出版方面的经验得失,决定以“虞初”之旧瓶,装时代之新酒,即所谓“效《虞初》之选辑……旧调翻新”。具体说来,“新志”较之前此“虞初”诸选,有着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一、“文多时贤”、“事多近代”

      《虞初新志》各篇作者皆为清初人氏,今可考者出生最早似为张明弼(1584—1652);其馀诸人,部分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生年仿佛。其中既有声震一代的文豪名宿,亦有不见经传的寒士穷儒;既有张氏友人(如吴肃公、陈鼎、陆次云等)及友人之子(王晫子言),亦有姓名无考的所谓“失名”者:故云“已经入选者,尽多素不相知;将来授梓者,何必尽皆旧识”。全书共涉有姓作者约八十人,“失名”作者五篇,足见张潮的编选视阈是相当宽阔的。与“文多时贤”相伴随的特点是“事多近代”,该书所选小说,记述明末人事者约三之一,记述清初时事者约三之二,更有《大铁椎传》、《林四娘记》、《客窗涉笔》、《樵书》、《邵士梅传》、《刘医记》、《会仙记》、《事觚》、《名捕传》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种种人情事理。难能可贵的是,其书对反映易代之际遗民之悲愤(如《姜贞毅先生传》)和百姓之流离(如《书戚三郎事》)的有关篇什,亦大胆采入,表现出与主流社会正统思想的背离。此外,多注意选入赞扬动物之“忠”“烈”的作品,如《义猴传》、《义虎记》、《义犬记》、《烈狐传》、《义牛传》等,与明遗民吴肃公编撰小说《阐义》同一指归。其用意正如张潮于《象记》一篇后所下批语:“闻象房群象皆行清礼,三跪九叩首;独一老象不能,犹作汉人跪拜云。因录此文,附记于此。”虽云“附记”,实点明主旨。

      二、小说主角,多出下层

       作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之书,编选者在注意网罗一个时代众生群像的同时,对当时的非主流社会人物和社会下层小民尤为刻意地加以采纳。占据各篇中心地位的,多是闯荡江湖的豪客,如大铁椎、汪十四、秦淮健儿、雷州盗、《记盗》“名士之盗”、万夫雄、剑侠、髯参军、保定名捕等;艳声一代的名姬,如董小宛、陈小怜、柳如是、王翠翘、陈圆圆、李香君等;以伎立身的艺人,如《秋声诗自序》口技者、《汤琵琶传》《焚琴子传》《啸翁传》演奏家、《柳敬亭传》说书人、《武风子传》微雕者、《薜衣道人传》《刘医记》医生、《九牛坝观抵戏记》《马伶传》演员、《寄畅园闻歌记》曲师、《张南垣传》园艺师、《黄履庄小传》工匠、《戴文进小传》《刘酒传》画师、《过百龄传》《柳轩丛谈》棋手、《书姜次公印章前》篆刻家、《书郑仰田事》卜者等;狷介孤高的异士,如徐霞客、盛此公、顾玉川、宋连璧、四氏子、鲁颠、花隐道人、江石芸、耕云子、李一足、沈孚中、爱铁道人、狗皮道士、活死人、彭望祖、张南村等;厕身市井的小民,如《卖酒者传》酒保、《一瓢子传》酒徒、《卖花老人传》卖花者、《乞者王翁传》《孝丐传》《李丐传》乞丐、《郭老仆墓志铭》《哑孝子传》佣仆、《髯樵子传》打柴人、《赵希乾传》织工等。对这些传统小说较少涉及、尤少正面反映的文学形象,《虞初新志》诸作者则不吝给予其对敬业求精的褒奖、特立独行的赏识、盗亦有道的体念、纯情至性的讴歌、穷愁潦倒的怜恤、异端畸行的默许、山水声色的爱好和雕虫绝技的赞叹,从中不难看出产生于扬州这个商业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发达之土壤的新思想,对寓居其间的编辑出版家的曲折影响。

      三、“文集为多,间及笔记”

       虽然《虞初新志》有部分篇目是采自时人的笔记杂著,如《皇华纪闻》、《北墅奇书》、《客窗涉笔》、《闻见卮言》、《樵书》、《湖壖杂记》、《觚賸》、《圣师录》、《讱菴偶笔》等,此乃“盖仿前人(指明代“虞初”辑者——引者注)节录《搜神记》、《续齐谐记》之例”6,但主要是选材于当代人的文章别集和总集之中。此径一辟,不仅使自身与前此同名之作的联系砉然中开,也给后此“虞初”体小说集的编纂找寻到蕴涵丰厚的一脉富矿;而总体上文章家高人一筹的文学修养和碑传文与生俱来的创作个性,又赋予“虞初”小说一种凝练古雅的文字风格、一种传记小说的叙事笔调。此种以文集为主、以“传布奇文”为主的尝试,从此成为“虞初”小说共同遵行的编选方式,如嘉庆郑澍若辑《虞初续志》、民国胡怀琛辑《虞初近志》,便分别声明所取乃“国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或“所辑文集为多,间及笔记”。在盛行以传奇法志怪的“聊斋”体、志怪和考辩兼融的“阅微”体的清代小说界,“虞初”体(包括未冠以“虞初”字眼的陈世箴辑《敏求轩述记》、俞樾辑《荟萃编》等)之所以能独张一军,跻身“三大创作家数”之一7,与篇目主要来源于文集关系至密。当然,《虞初新志》之所以能做到选篇以“文集为多”,也是与时代的文学风气互为桴鼓之应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其时传奇创作现象时,曾指出:“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8所论甚合明末清初文集的创作实情,如徐芳除了有笔记专书《诺皋广志》,其文集《悬榻编》卷六便收录一组题为《荷山外纪》的文字,具体是“纪报”二十三篇、“纪异”十六篇、“纪梦”九篇;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十六有《杂著》二十五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颇类小说的。即使说它们是文集中的小说集,亦不为过。

      四、序跋批语,“阐发揄扬”

       作家创作固然是阅读欣赏的前提条件,但编辑出版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必备桥梁。尤其像散见于个人文集中的零星之作,有无专人按一定标准、眼光和方式将之聚拢删汰,其社会影响力是决然不同的;而一部文出众手的作品集,其水平与价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者而非作者。编者对全书的总体设计和对众多小说的审美评价,将赋予该书独特的美学个性。张潮编选《虞初新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他不仅通过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选材要求、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即编辑思想,如“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无,竟为事之所有者;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诚得其真,而非仅得其似也”;而且借助篇末批语,随时宣讲自己的人生态度、文学主张、小说观念,即所谓“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馀;或评其事而激昂慷慨,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从序跋批语中我们看到,张潮向有 “素嗜探奇,尤耽考异” 之性,自康熙十三年(1674) 、三十八年(1699)两遇家难9之后,更生“ 穷愁而著书” 之念,从而又强化了“性好幽奇,衷多感愤”的主观倾向。这种主观倾向,借助有关序跋凡例、篇末批语与入选各篇的互相配伍,也使出自众手的各篇在风采各异的同时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书有很强的整体感,显示出编选者的总体构思、内容取舍和美学好恶。通过序跋凡例、篇末批语的“阐发揄扬”,也表现出张潮对小说批评理论的创获,尤其是其以“事奇而核”为中心论题材处理的辨证关系,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为标准论人物塑造的美学原则,以“心开神释,色飞眉舞”为取向论小说欣赏的愉悦功能10,都是对文言小说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树,值得借鉴与探讨。虽然汤显祖续《虞初志》时已于篇末多下数句短评,但由编者在凡例中明确批语与各篇的关系,并通过序跋批评来强化全书总体特色和整体意识,则自张潮始。可以说是张潮将编者自撰篇末批语定型为“虞初”体的模式之一。

      五、编纂著录,详备精善

      以历史的眼光在体例上衡估《虞初新志》,该书也甚少可供挑剔之处,其文献意识在今天仍不乏值得师法的价值。自明代中期始,商业观念的膨胀导致编书之业的泛滥,杂凑成书,东拼西抄,假托名人,胡批乱点。就小说集的编刊来说,导致的显著弊端便是选文不注出处,以充内容全新。对这一“明人窠臼”11,张潮有意予以突破,他在卷首目录中尽己所能对所选各篇注明出处,如卷十七的六篇便分别标明:《记袁生遇仙始末》《松皋文钞》,《闵孝子传》《退菴稿》,《人觚》、《事觚》、《物觚》《觚賸续编》,《名捕传》《书影》。这种著录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即以此卷论,《退菴稿》为上元吴晋撰(似已不传);《觚賸续编》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自序本;《名捕传》之源向不为人所知:或有助于了解清代文集的存佚,或有裨于考证“新志”编刊的过程,或为探究《名捕传》作者其人提供了线索(作者姚某为周亮工友,文见《书影》卷八)。综合其注,《虞初新志》有四个来源:选自“本书”(即篇名与书名一致,多为笔记杂著),选自总集(如《文津》、《古今文绘》),选自别集(此类量最大),选自“邮寄抄本”或“手授抄本”(正与凡例“速祈惠教”、“早邮珠玉”呼吁相应)。体例之善其次表现在对有关作者于目录中详注籍贯和字号,如卷七,于并列三篇《化虎记》、《义犬记》、《奇女子传》的同一作者名下,分别署作:“豫章徐芳”、“旴江徐芳”、“建昌徐芳”12;在字号的著录上,张潮也有意扩大信息量,如卷十五所收《书钿阁女子印章前》等三篇,各署作“周亮工元亮”、“周亮工栎园”、“周亮工减斋”,便全面交代了周氏的字与号。此外,体例之善还表现在通过《凡例》十则详细介绍内容特点、编辑思路、刊行方式,使得读者在翻阅之初即可对全书风貌有一基本了解。

      《虞初新志》的编刊之所以历时二十馀年,是因为有着一个“随到随评”、随选随刻、递补递印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其生前最后刊行本或选定本的详尽面貌,今已很难确切描述。考虑到张潮晚年已家产荡然,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所作《奚囊寸锦》已“剞劂无赀”13,早已没有初辑“新志”时昭示天下“自当任剞劂之费,不望惠梨枣之资”的豪气了,全书即使均已刻成,是否有力印行也值得怀疑。就现存文献来看,只知今人所谓“清康熙刻本”,凡所寓目者皆非原刊面貌:从王士禛写作正,必是雍正之后始有之事;从所收方苞文有金兆燕(1718—约1789)评语,至早亦应出自乾隆初年(参邓长风文);然从“丘”字尚不避讳,似又非雍正三年后之物。自乾隆之后,虽奉饬“抽版”销毁钱谦益文,仍畅行于世,代有重刻,至嘉庆初已达“几于家有其书”之盛14。很快便传至东瀛,并有和刻本传世(有日本文政六年[1823]京师植邑藤右卫门刻本)。同时,续编之作自嘉庆至民国缕缕不绝,蔚然而成“虞初”体小说系列大观。至于创始人张潮,不知何时已悄然长逝,一说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15。不过与许多家道中落的旧时文人相比,张潮还算是十分幸运的,不仅文集《心斋聊复集》、小品《幽梦影》、杂剧散曲集《笔歌》等个人著述十馀种今皆存世,所辑之书更为其赢得了悠久的身后之名,其中《虞初新志》至今仍为喜爱和研究清代文言小说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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