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读书方法

小问题： 陶行知读书“诀窍”中的八位好朋友分别是什么？

       被誉为“平民教育家”的 陶行知 先生（ 1891 年— 1946 年），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潜心摸索读书方法，他曾用拟人的手法，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地把多读多想多问的读书“诀窍”，演绎成一首《八个顾问》的现代诗：  

                  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  

                  你若想问真姓名，名字不同都姓何：  

                  何时何事何故何人何如何地何去，  

                  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个西洋派，  

                  姓名颠倒叫“几何”。  

                  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陶先生的“八个顾问”、“八个贤哲”、“八位 何 先生”，就是我们青少年读书求知的良师益友、至爱亲朋！我们读书时能与这八位 何 先生结缘，能有这八位先哲带路，就敢想善问，能思会辨；就会开卷有益、学而致用，开拓创新、不断长进。  

  现在的书籍五花八门，良莠不齐。打开一本书，想想作者是“何人”，写“何事”，想引导读者“何去”……就不至于被诲淫诲盗的书籍拉向深渊。看到一个题目，想想作者将写到哪些题材？情节将怎样安排？故事会怎样发展？再边读边对照自己的想法，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或作者的欠缺。这种站在自己角度自我审视想问题的读书法，能激发最大的阅读兴趣与最广的思维空间。读到某一精彩语段或场面，稍作停顿、掩卷思索一番：作者何以这般想这么写如许说呢？是基于作者的个人经历？生活体验？逻辑思维？……

我的读书故事

思考：我是怎样喜欢上读书的？

     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而我的读书故事，大致就与星空和心灵的慰藉有关。

我第一次买的书，名字叫《星空之谜》。一年级放暑假时，爸妈白天都忙着工作，只是在下班后把我接回家中吃饭，晚上就又把我送到爷爷家看管。每个晚上，我就坐在爸的自行车后座上，看着头上的星星，不停地问爸爸种种有关星星的问题到达爷爷家。我问的问题很多，爸爸都耐心地回答。尽管有时爸也回答不上，但他在我眼中已是万事通。我问爸问什么知道那么多东西，爸爸只是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这都是看书得来的知识。多读书吧，你也会学到很多很多。”

开学时，新华书店在学校里搞了个书展，于是我便买了那本《星空之谜》。《星空之谜》只是一本儿童科普读物，但它已经谈到很多我未曾想到的东西，如超新星、星云、黑洞之类，让我眼界大开。此后，图书的大门便向我打开，我进入了书的殿堂以后，便沉醉在里面，徘徊不肯离去。受爸爸的鼓励与影响，我什么书都看，书教给我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有趣的知识，逐渐成为教给我最多知识的老师。 
上了高中，学业日益繁重，而且高考在前，人感受到的压力特别大，有时把人压得实在不知怎么面对和应付才好。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随手拈起一本书看看，缓和一下压力。这时看的文学作品开始多起来，而且也慢慢体味到里面描述的人生感受。同时，成长的过程中，想象与现实的距离也逐渐呈现在眼前，烦恼和孤独感也一天天地从薄到厚地笼罩在我身旁。有时候，连爸妈和朋友都无法理解我，我也无法做到与大多数人有相同的意见。书便成了最知心的朋友。读着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到自己再也不孤独了，因为写书的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坚定了我的信念，而且他们向我提供着种种排忧和解决问题的好方法。读书过程我中不断地反思，我也惭愧自己的一些幼稚的做法与自私，书像一个老师，不断地督促我改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书让我了解不同人的想法，吸取别人思想的精华，让我学会了宽容。 
今天，我上了大学，多读书成为学业要求的一部分，但它依然更多像是最好的知识老师 和道德 老师。读到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是觉得自己读的书少。其实我读的书也并不多，不过书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确是事实。我的读书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始于头顶上星空的启发，走向心灵道德的安慰。

读书与快乐

思考：为什么作者说“读书能启迪我们的智慧，开拓我们的知识视野，也能够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

       有人认为读书很苦、很累，有人认为读书是在消磨宝贵的时光，也有人认为读书是一种负担，而我认为读书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读书能启迪我们的智慧，开拓我们的知识视野，也能够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 
　　 读书是一个求知的过程。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书不可不读。试想，倘若世界上没有出版物，人类的思想得不到传播，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莎翁曾说过：“书籍是人类的供养品。”华裔作家陈若曦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透过书籍更好地认识世界。”因为人的活动天地毕竟有限，只有读书才能更好地与我们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接触。英国学者培根曾经说过：“读书足以冶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怡情也，最见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看来读书是有许多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名人名著，就仿佛是和历史上最杰出的先贤智者相交。 
　　 读书能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许多名人曾经把读书当成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曾有名人描述过读书治学的三种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裳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许多名人名家都是爱书的人，他们大都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成名的。像毛泽东、鲁迅、丰子恺、郭沫若、巴金、朱自清、王小波及在当今一些中国文坛知名度很高的优秀作家等。他们既能在自己的写作上取得很大的突破，同时也能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获得人生的最大快乐，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坦诚地说过：“我从来不把书当成伴我消度时光的闲友，而把他们认定是充实和加深我的真正伙伴。”其实，当我们读书尤其是读一些好书的时候，不仅可以从中获得乐趣与快乐，还能从中领悟书的无穷魅力。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名人名家的思想，与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同时也能使我们在交流中获得新的体验。 
　　 也许，你现在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读书者，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在文学绿地上播种出丰硕的果实；也许你曾在书的海洋中游荡过，而收获很少。这些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倘若你能坚持下去，尽力在书海中获得人生的最大快乐，我想，到那时，你会成为一位名人的可能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我相信到那时，你也会如愿以偿，名扬中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如今，我时常把“读书人快乐，快乐读书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此来激励自己。我发现读书就像观赏一盆玫瑰，不要总是抱怨在玫瑰花下藏着许多刺，因为在万刺丛中还有一朵盛开的玫瑰。

鲁迅自传（1）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2〕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3〕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一九三O年五月十六日

注解：

〔1〕本篇据手稿编入。它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叙传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

〔2〕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他制造了镇压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事后，又发布秘密通缉令，据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披露，“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均包括在内，闻所开五十人中之学界部分，系（教长）马君武亲笔开列”。

〔3〕林语堂（1894—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幽默和闲适。一九二六年六月他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时，曾推荐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