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若批完最后一本周记，推开本子，看看腕表，已经是深夜一时。她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觉得肚子有点饿。打开壁橱，取出饼干盒来，一摇却是空空的，才想起在屋里踡缩了一个下午，忘了去福利社买点心了。再拉开抽屉，抽屉里一个瘪瘪的报纸小包里还剩下几粒花生米。打开来拣一粒丢在嘴里嚼，偏偏又是烂的，一股油味直冲喉鼻，不由得咳呛起来。连忙去拿开水瓶倒开水，热水瓶却只剩下小半瓶水。 
　　倒一点在杯子里，喝了两口，一点不烫，在嘴里温吞吞冒着一股消毒药水的味儿。她最怕温吞开水，要喝就是烫烫的红茶，浓浓的，香香的，那像醇酒似的颜色更美：就不喝，捧在手上，凑在鼻子尖上闻闻都好，那淡淡的幽香曾使她的心灵沉静、陶醉。可是现在，手里却是一杯半冷不热的白开水，淋在心口上凉森森的。环视屋子里也是凉森森的。早春的深夜，从窗外涌进一阵寒意，包围了她。她真后悔，应该买个电炉放在屋里，随时可以煮点开水，再买点红茶来泡泡。唔！ 
　　红茶多好，可是她就是这么懒散。十多年的教书生活，十多年的单身宿舍生活，把她压缩得成了一架定时开放的留声机。 
　　说话是刻板的，进出课堂时，动作是刻板的，一回到宿舍，就像蜗牛钻进了壳，蜷缩作一团，心也像一团揉绉的纸，摊也摊不平直。她不知自己为什么非住单身宿舍不可，台北有位母亲一样的姑妈，她再三地欢迎她，她就是不去，连周末玩玩也很少去，总说自己要改作业，要做礼拜，要做这，要做那。其实她是什么也不想做，有时就整整在床上躺上一天，连饭都懒得起来吃。她不去姑妈家的原因是怕她唠叨：“婉若呀，你也该打扮打扮，出去玩玩，散散心才好。年纪轻轻的，怎么变成这样。”姑妈就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她。“年纪轻轻的。” 
　　唉！都三十四岁了，还能说是年纪轻轻的吗！从二十四到三十四，整整十年的年华悄悄逝去了。还有那位比她小三岁的表弟彬如，总用一双奇异的眼神盯着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面对面坐着，她怎么也躲不开他的视线。她想他一定在注视她眼角渐渐出现的皱纹了。他一定在取笑她身上又长又大灰扑扑的黑毛衣了。当他喊她表姐时，她心里好别扭。因为他的声音是那么温和而彬彬有礼，深恐喊响了会惊吓她似的。尤其是当他带了大批男女朋友回家来玩的时候，她就会像逃难似的赶紧逃回学校。她觉得她不是故意严肃，而是她的心再也活泼不起来，年青不起来了。因为，青春在这十年迷茫的怀恋中，逝去了。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叹气在她已成了一种习惯，可是当着姑妈，她就得注意，不敢随便叹气。因为姑妈会说“年纪轻轻叹什么气”？姑妈老说她年纪轻轻的，无异是对她的一种讥讽。但她知道姑妈是无心的。而且在老年人心目中，她，一个小辈总归是长不大的孩子。就是对三十一岁的彬如，姑妈也还喊他的乳名毛毛哩。有时当着客人，就把彬如急得直跺脚。“妈，你怎么啦？”说着，用眼悄悄瞟了她一眼，露出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笑嘻嘻地说，“表姐，你不会笑吧？”姑妈就说：“她笑什么，你们还不是一起长大的。”这一说，说得她脸烘烘的，不得不找个理由走开了。她比表弟大，小时候，表弟脸上挂着眼泪鼻涕都是她给擦的。如今表弟是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大学知名教授。而她呢？一直沉在中学里教书，一教就是十年。表弟曾多次劝过她再出国深造，还曾为她在教育部抄来大学毕业的成绩表，但她就是打不起精神来。来台湾以后，这颗心好像一直在等待中，一年又一年的，终于，她知道他不能来了。就算他能来，他也只能偶尔来看看她，陪她散散步，在幽静的公园里坐坐。就如在西湖孤山放鹤亭中，默默对坐似的。但那时每次见面，她都像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不曾对他说出来，便匆匆分手了。当时，她总以为会有机会说的，谁知一别就是这么些年，这句话永远没机会说了。不说也好，她又对自己叹了口气。纵然说了，他也不会毅然和她一同来台湾的，因为那时他已有一个家。现在，他究竟怎样了呢，他还住在那一间临湖的水阁里，悠闲地画他的荷花和竹子吗？他还能自己在屋里点起油炉煮面条吃吗？还能用古色古香的宜兴茶壶，沏一壶浓浓香香的红茶款客吗！ 
　　她就是这么恍恍惚惚地想着，越想越没个完。凄淡的月光从窗帘间泻进来，夜已很深了，脚又冷。她把热水瓶里一点剩余的水倒出来洗了脚，就上床躺下了，躺了半天，翻来覆去地仍睡不着，她又想服一粒安眠药了。服安眠药容易成习惯，彬如时常劝她不要用安眠药帮助睡眠。 
　　“别服安眠药，多散散步，自然就睡得好了。”彬如说，接着又问她，“表姐，您为什么总不肯出去散步，换换空气？” 
　　她对他淡淡地一笑，说不出所以然。 
　　“从前您不是这样的人，在杭州时，您喜欢骑车，喜欢划船，喜欢爬山。记得吗？我们有一次在西湖苏堤骑车比赛，您膝盖上跌了一大块伤，结果还是您胜了。又有一次夜晚，我们划船比赛，这您就划不过我了，可是在岳坟，加入了心逸先生帮您划，你们胜了。” 
　　他又提到心逸了。他已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心逸先生如何有学问，如何洒脱有风趣，他的荷花与竹子又是画得如何的风神飘逸。总之，他也是很钦佩心逸的。可是这次他提心逸时，语言与神情有点特别，明亮的眼神也探索似地望着她，似将照透她的心。 
　　她掉开脸，眼睛望着空茫茫的前面说： 
　　“尽提那些古老的事儿干吗？” 
　　“因为您喜欢追忆，我在帮您追忆嘛。”他顽皮地逗她。 
　　“你错了，我并不喜欢追忆，我的生活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扎扎实实的现在。” 
　　“扎扎实实的现在，但愿您能如此就好。我妈总担心您还不够扎实。我也为您担心。在国外的时候，我给您写那样多信，您都很少回，就回也是三言两语，像给学生作文后面下的批语。但我不是学生，您不知道我读到那种类似‘词意畅通’、‘文情并茂’等的批语有多失望。在国外，我也是很孤单的，我渴望亲人的关切，只有妈和您的信才会使我专心读书工作。妈的信是您代写的，您那么委婉曲折地体贴妈的意思，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慈母之爱。而您自己给我的信呢，四个字，惜墨如金，所以，表姐，我真不了解您。” 
　　他哪里是不了解她呢？他是太了解她，也太关切她了。这种了解与关切，给她心灵上加了一层重重的负担。她宁愿世上再没有一个人惦念她，让她无声无息，静悄悄地枯萎、消逝。因为在人世，她似已无所企盼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那一线几乎完全断绝的希望——心逸能来台湾。啊，心逸，你在哪里，你还无恙地活着吗？你肯试着来台湾吗？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许多人都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能呢？是为了妻子与爱女吗？如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里，你在我心中存亡未卜，这些年来，就是这一点点游丝似的希望在支持我，我在等你突然飞来一纸短简，告诉我你平安无恙。我在等你有一天会来到台湾。啊，心逸，只要我的手能再捏在你热烘烘的手心里，只要听你说：“婉若，你真好。”只要再一次，我就会感到无尽的幸福了。可是有这一天吗？心逸，我们能再见吗？在台湾，还是杭州西子湖畔呢？ 
　　枕边已湿透了一摊泪水。她不禁可怜自己的脆弱与落寞。 
　　她原不是个好哭的人，尤其是当老师以后，当着学生每天得说些积极人生的励志哲学，每天得面带严肃的笑容。这笑容在她像脸上结了一层硬壳，绷得她面部的肌肉非常的疲乏。回到寝舍，才把这层硬壳剥去了，剥去后对镜子照照，面容却又如此的苍白憔悴。眼角的皱纹与嘴边两道隐隐约约的细沟，刻下了她十年无热无光的岁月。尤其是那被赞为翠黛沉沉的眉峰，与澄蓝似潭水的双眸，如今也一天天显得暗淡了。她的泪水不住地从眼角滴下来，湿透的枕头，浸得她面颊凉沁沁的。她不能再躺着了，她坐起身，望望窗外，窗外正挂着一钩淡月，把疏疏落落的树枝的影子投在窗帘上。她侧身在抽屉中取出一个玛瑙图章，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上面的篆体字：“长沟流月去无声”。这是她请心逸刻的，那一天她请他刻这枚图章时，心头是多么的兴奋、紧张与羞涩。心逸微笑点头答应她时，眼神又是多么的深情款款。他似乎在问她什么，又似乎在回答她什么，似在嘲笑她，又似在赞美她。 
　　那眼神啊，既威严而又和蔼，既洒脱而又矜持。使她心慌，使她迷惑。使她感到幸福，也使她感到心酸。真的，她每次见了他，就会一阵阵的心酸。尤其是那一次，他答应替她刻图章的那一次。 
　　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落日余晖散布在浓密的林荫道上，她在课后散步上西泠印社，看看碑帖，她正在打开一部石印的苏东坡手抄的陶渊明诗在欣赏，却见心逸远远地走过来，她连忙迎上前喊：“孙先生，你也来了。” 
　　其实她刚听完他讲词选，下课后，她一直沉浸在他读词的铿锵音调里。带着半幻梦似的心情，来到这儿，没想到他也会出现在她面前。她喊他的时候，抑制不住声音的兴奋，他也一定听出来了。她有点羞涩，脸也不免红红的。她每次面对他时，总是显得局促不安的。 
　　“我来选一枚刻图章的石头，还买一盒印泥。你呢？” 
　　“我只是随便看看。”她手里还捧着那部陶诗。 
　　“这不是真迹，没有意思。”他说，他对什么都一目了然似的。 
　　“您替我选一本字帖好吗？” 
　　“你可以学黄道州的字。你的字与黄石斋比较近似。” 
　　“是吗！您不是也喜欢黄石斋的字吗？” 
　　“有点像，但我看的各种碑帖多，已经变成不知什么体了。” 
　　“孙先生，我真喜欢您的字，我学您的字，可以吗？”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她会说这么一句半开玩笑的话。 
　　“学我的，真是取法乎下，不知要变成什么样的字了。” 
　　“孙先生，你肯为我画一幅荷花，题上您自己做的词，再盖上您自己刻的图章吗？”她已经把陶诗放回原处，随着他慢慢走到一片竹林中的石桌边坐下来。 
　　“可以，不过得慢慢来，我应当把自认为最满意的东西给你。”他笑了，笑容里带着湖水湖风的清凉。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吞下他给她那一份清淡而又浓郁的情意。不知怎么的，她总意识着他对她有一份情意。这，也许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出来的。他的脸容原是非常严肃的：宽广的额，浓黑的双眉，一对灼烁的眼睛，使与他差不多年龄的男学生都有点怕他。可是她却时常好奇地向这对眼睛探索，当她的视线与他的接触时，她虽羞怯，却不躲开，因为她要用她的眼神告诉他，她是多么崇拜他，多么渴望他能多望她一下。起初，他把视线马上转开了，可是渐渐地，他看着她时，似乎在对她微微点头，赞许她的用心听讲。可是尽管如此，他的眼神是严肃的，带着一丝冰一般的寒意。她却对自己说：“无论怎样，我都要探索你的眼神，我要溶去那里面的冰。” 
　　冰渐被溶去了，她相信。由于她火一般炙热的眼神不断地向他投望，由于她想尽种种机会向他请益，他应该感觉到这个女学生对他的迷恋。渐渐地他不再回望她了，他在逃避她的这份恋情，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逃避呢？这原因她不久就清楚了。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位克勤克俭的妻子，更有一个可爱的三岁小女儿。为此，她曾伤心地痛哭过，她对自己说，除了这一对眼神，除了他的声音笑貌，她不会再对世界上任何人着迷。而且她发誓要使这对眼睛，有一天能无所顾忌地望着她，悄悄地对她说：“顽皮的女孩子，我懂得你的心意，别再这样望我了，好不好！”她就将倔强地说：“不，我要这样望你一辈子。因为望着你，我才感觉自己有生命，有温暖，有爱。”可是这些话始终没机会说，因为他始终没有无所顾忌地望过她。 
　　可是此刻，在寂静的西泠印社的竹林中，他是那么深深地看着她的脸，她的眼睛。他微笑着，不同于平常的笑，她似乎明白那笑里的意思了，于是她鼓足勇气说：“孙先生，肯为我选一枚图章，替我刻几个字吗？” 
　　他又点点头，问她：“你要刻什么字？” 
　　“随便您，一句诗或是词都可以。”她又仰着脸，半醉微酡似地说，“我真喜欢你刚才教的那首《临江仙》：‘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弄笛到天明。’多么悠闲，却又是多么孤高寂寞啊。” 
　　“唔，恰似苏东坡的‘拣取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人总是寂寞的。” 
　　“您寂寞吗？” 
　　“我不算词人。”他又对她一笑，他没想到她会这样坦率地问他，“何况我忙于读书，还来不及想到寂寞。” 
　　“听说您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为什么不带到杭州来呢？” 
　　“我父母亲年纪大了，内人要在家侍奉二老，女儿得跟着妈妈。” 
　　“您真幸福，孙先生。” 
　　他又笑笑，他承认他是非常幸福的，可是这微笑使她心酸。她希望他说：“也不见得，人，总是在追求着一种得不到的东西的。”但他没有那么说。他是不会对她那么说的，她知道。他是她的老师，他又是那么矜持、高深莫测的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会说出心里所想的事情的。他们对坐在石桌前，晚风吹着竹叶，飒飒作响。这里很静，没有什么游人经过。这是个谈心的好处所，她原可把心事向他倾谈，但她又不想说了。她想说还是别说出来的好。他教他词的时候，总是说上乘的作品必具有含蓄的美，深意常在欲言未言之间。这是他对词的看法，也是对生活的看法。因此，她只淡淡地说： 
　　“孙先生，就请您替我刻‘长沟流月去无声’那一句词好吗？” 
　　“好，等你学好了画，用这枚闲章来补白。” 
　　“画，你肯教我吗？” 
　　“我只是偶然画来消遣，没有功夫的，不能当你的老师，你的天分高，应当从名师学习。” 
　　“我不要成画家，我也只要像您似的，画荷花与竹子。” 
　　“婉若，人应当发挥自己的独到之处，不要随他人脚跟，学他人言语，那是没有意思的。” 
　　他忽然摆出一脸的严肃，语重心长地说。眼中那一丝似询问又似答复的神情完全消失了。她心中一震，立刻站起身来说： 
　　“孙先生，我们回学校吧。” 
　　他们沿着湖堤回学校。一路上，潮湿的湖风吹拂着她的脸，夜色渐浓，她已看不清楚走在他身边的人的脸，但她感觉得到他那份带有歉意的微笑，她不想再逗他说话了。回到宿舍里，她无缘无故地淌下了眼泪。 
　　第二天上他的论语课，她就一直低着头不朝他看，只听他满口的仁呀智呀的讲解，她不喜欢听，这种声调恰恰与他头天傍晚说那句时一样，不像他讲词时充满了感情。她一直没抬头，却似乎感到他曾好几次把目光投向她。当天晚上，他问她：“婉若，你今天有点不舒服吗？”
　　她笑着摇摇头。 
　　“到我屋里来取那枚图章，已经替你刻好了。” 
　　“那么快？” 
　　“你既那么喜欢这句词，我就连夜给你刻了。” 
　　“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她随他到了寝室。去他屋子，这不是第一次，但这是第一次他正式邀请她。他的屋子很小，很凌乱，桌上、椅上、床上全是书。每次她都想替他整理一下而又不好意思，一个有学问的人就是这么乱的。 
　　“你要喝什么茶，清茶还是红茶？” 
　　“你还有两种茶？” 
　　“嗯，都很好，是云南的雨前茶与茶砖，夏天宜于喝清茶，冬天喝红茶。” 
　　“我还是喜欢红茶，我自己来泡。” 
　　“水瓶里的水不行，我来煮。”他插上了电炉，“煮茶应当用炭火，用电炉就差劲了。茶有助文思，令人清心，所以我要用好茶叶，可惜这儿的水不好。” 
　　“西湖的水还不好？” 
　　“你看多混浊，一定要虎跑或九溪十八涧的水才好。” 
　　“您这样讲究喝茶吗？” 
　　他笑着点点头，眼中那一丝似询问又似答复的神情又回来了。 
　　他在抽屉里取出一幅画说：“打开看看，送给你的”她打开一看，原来是画的一个美人，依着一树疏疏落落的杏花在吹笛子。 
　　“孙先生，没想到您还会画仕女。”她赞叹地说。 
　　“这是我写的‘杏花疏影里，弄笛到天明’的词意。盖上‘长沟流月去无声’的章，你以为如何？”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孙先生！” 
　　他已经为她沏好红茶，她捧在手中，一阵阵清香扑鼻。那清香一直浸润着她的心田，直到如今。可是她现在桌上摆的是一杯冷冰冰的白开水。她陡然像从一个温餮的梦中被惊醒过来，眼前景色迥异，那幅美人吹笛图，竟于匆忙中不曾带出来，幸得这枚图章还在手边，足供她绵绵地追忆！ 
　　“婉若，”她听他悠扬的声音喊她，“我也喜欢这三句词，这表示一种执著的情操。尽管长沟中月影，无声地流去，而她只顾弄笛，忘了夜深，忘了时光的流转，不觉已到了天明。 
　　这是风露终宵之意，你觉得如何呢？” 
　　她站得靠他那么近，她但愿能倚在他胸前，抬头仰望着他，对他说：“我懂这词的深意，我也更懂您的深意。”可是她没有说，她只偷偷抹去眼角的泪珠，转脸望着窗外说，“孙先生，您看西湖的夜色多美。” 
　　心逸默然半晌，然后叹息了一声说：“婉若，你真好。” 
　　这三个字，包含了千言万语。她懂得，她不必再问什么了。她放下杯子，拿起画与图章，就回自己宿舍了。那一晚，她流了一夜甜蜜的泪水。如今想来，她是多么的傻，她为什么一句都不问他就走开了呢？她不是渴望着他对她说些一句什么话吗？她为什么反而自己躲避开了呢？ 
　　又是一次他们一同喝茶的情景。那是她毕业以后，在杭州最后一个严冬天气。那时局势已经很紧张，他特地约她去他宿舍喝茶。窗下的梅花枝上，压着沉甸甸的雪。他在屋中升起炭火，两人冒着雪，在腊梅花枝上撮下了积雪，丢在小瓦壶中，用云南茶砖煮了一壶茶，倾出来的茶红似醇酒，香味浓烈。他端一杯放在她手心里，说：“尝尝看，临湖赏雪，雪水烹茶，这才是真正的品味人生。” 
　　她把杯子捧在手心，闻着香味，眼睛望着满是雾气的玻璃窗外。湖上的水、天、山色，都是一片朦胧的白。她再回过脸来，望着他，心里在搜索一个适当的字眼，对他说出当时的感受。可是她搜索不到那恰当的字，只好默然了。 
　　“婉若，希望你好好保存那枚图章，连同那幅画。因为—— 
　　人生聚散无常。” 
　　“怎么，您要离开这儿吗？” 
　　“哦，我要回故乡看看，也许把家接出来。” 
　　“假使老人家不愿出来呢？” 
　　“那我就留在那儿照顾他们，因为局势不太好。” 
　　她的心在往下沉，沉向一个凄冷的幽谷。她没有心情再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啜着那杯红茶。茶更浓，也更苦涩了。 
　　“再给你加点热开水，腊梅花上的雪水，恐怕别处不容易有。” 
　　“我不会离开杭州，无论局势怎么乱，我也不打算离开。 
　　我年年可以饮腊梅花上的雪水。” 
　　“别说傻话，婉若，你太年轻了，环境的剧变又不适宜于你，我不要紧，安顿好老年人以后可以设法走。” 
　　“您可带家眷走吗？” 
　　“当然可以，先向南走，然后到台湾。” 
　　“到台湾，那么如果我也去台湾的话，我们还可以见面。” 
　　“是的，婉若，无论如何，你应当走的，记得你以前做的一首诗吗？‘此夕灯前珍重别，天涯处处月明多’，我很喜欢你这两句。” 
　　“现在真的要分别了。” 
　　“在台湾将是月明处处，我们会再见面的。” 
　　她抬头望了下窗外，一轮圆月正挂在高空。这是台湾的明月，也是杭州湖上的明月。 
　　“我等你，孙先生，我一定等你来。”她想说，“此生我不会再为第二人等待。”可是她咽下去了，也咽下了一口苦涩的红茶，和着苦涩的泪水。 
　　“婉若，你真好，可是我……”他没有说下去。 
　　“你怎么样？”她迫切地追问。 
　　“没有什么，我感触很多，心很乱，我只希望你到台湾以后，能够比现在快乐，我们若能再见面时，希望看见你明朗的笑容。 
　　“我能吗？孙先生。”她心里喃喃着：“一切都在你。只要你对我说一个字，只要你肯放弃一切，去台湾。” 
　　他们就那么怅怅惘惘地分了手。不久，局势更紧，她随着姑妈一家离开杭州了。到火车站是深夜三时，车站上逃难的旅客惶惶然地乱挤着，行李堆得像一座座小山。母亲喊，孩子哭。火车班次已乱，随到随开，也不知车什么时候会来，车上有没有空位。她和姑妈表弟都手提行李，准备随时挤上车去。她望望黑黝黝的火车轨道，又回头望望车站进出口处。她在盼待心逸能忽然赶来，因为她曾写信告诉他，也许明天一早走，却没有想到会临时提前，来不及通知他了。但她多么盼望他来。他说过风露终宵那句话，难道他不能为她等一夜吗？ 
　　车来了，人潮涌上去，她被抛在后面，姑妈喊叫她，表弟彬如奔来扶她行李从窗口扔进去，车背上黑压压的满是人，车门口也挂了一串串的人。她挤不上去，被表弟送上敞篷的堆煤货车上，汽筒里吐出来的煤烟熏得她窒息，也睁不开眼。 
　　可是她还在望车站进口处。车马上要开，他不会来了。但当车子正开始蠕动时，她看见他了，他急忙奔进来，绝望地到处张望，她挥手大声喊他，可是他听不见。他跑到后面车厢去找了，咳，心逸，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点来，早一分钟也好。 
　　现在太晚了，车越开越快越远，一切都在烟雾中迷失了。 
　　那一片迷糊的烟雾萦绕着她的心头，直到如今。烟雾中只有一个印象是清晰的，那就是心逸的身影。可是这多年了，心逸没有来台湾，他不会来了，可是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婉若在抽屉里取出印泥，这只是一盒普通的印泥，颜色暗滞，哪有她在西泠印社买的印泥好。可是她在匆忙中竟不及收拾这些心爱的东西。那是一个精致的红木小盒，盖面上刻着篆字。朱红的印泥色泽鲜明而含蓄，正中有一片四方的飞金。这是他特地为这枚图章买的，却偏偏没有带出来。她用图章在这暗滞的印泥上按了一下，盖在一张白纸上，“长沟流月去无声”几个字笔力依然，而色泽黯淡。 
　　已经深夜四点多钟了，她收起图章，和衣倒在床上，拉上被子随便地盖着，靠在枕上朦胧睡去。醒来时，阳光已涌进窗帘，疏疏落落的花影，撒落在书桌上。她看看腕表已经七点半，吃早餐的时间也过了。宿舍里静悄悄的，她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天，原答应星期六就去姑妈家的，可是这样的无情无绪，不去也罢，好在姑妈一向不勉强她的。 
　　她正在对镜梳洗的时候，门外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那是一种轻快的脚步，她分辨得出来，是彬如来了。彬如怎么这样早就来了呢？他一定又是逼她回去的。 
　　门敲了两下，声音很柔和，显得彬彬有礼。她答应一声“进来”，彬如进来了，爽朗的笑容，关切的眼神，询问的语调：“婉姐，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你这么早就来了？”她反问他，望了他一眼。他不常喊她婉姐的，当着人，他总喊她表姐，可是今天他又喊婉姐了，她听来特别亲切入耳。她感觉到自己明明很喜欢见到彬如，但两人相对时，她又躲躲闪闪的，有一种被怜悯的感觉，这是她最受不了的。彬如的英俊、洒脱、快乐，越发使她感到自己老大，他的关注，越发使她不安。 
　　“来抓您，怕您跑了。”他顽皮地说。 
　　“我跑哪儿去，哪儿我也不想去。” 
　　“妈昨天等了你一下午，今天一早就要我来请您，要您一定回家。” 
　　“我头有点痛，不想动。” 
　　“又来啦。昨晚上一定又没睡好。” 
　　“赶着批改作文本子。” 
　　“您就只想把自己埋葬在工作里，不要轻松一下吗？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星期天。” 
　　彬如指着自己的鼻子尖说：“猜猜看。” 
　　“今天，”婉若回头看看挂历，阴历二月十六，“哦，我想起来了，是你的生日。” 
　　“对啦，我的三十一大庆，您都忘了。” 
　　“今天是十六，昨天是十五，怪不得月亮那么圆，那么亮。” 
　　“您昨夜一定一个人在赏月，是不是？”彬如看了下她的眼睛，她自己知道，一定微微有点肿，他笑了一下。“妈常说十五月亮不及十六圆，今晚才是最好的。” 
　　“哦，花好、月圆、人寿，都被你占完了。” 
　　“谢谢您，但愿如此，您居然说这样吉利话，妈听了可高兴了。” 
　　“怎么，难道我常说丧气话吗？” 
　　“可不是，您常常叹气，妈就担心。”他已经坐在书桌前，拿起那张盖着图章的纸：“比如说这句词，就有点——有点萧瑟。‘长沟流月去无声’。什么叫做流月呢？我就不懂，我也不喜欢。” 
　　“我非常喜欢，我还打算命名我这小房间为流月楼呢！” 
　　“不好不好，婉姐，还不如叫做留月楼的好。” 
　　“世上什么留得住？你真傻。” 
　　“我傻，但我看您比我更傻。” 
　　“算了，我不跟你咬文嚼字了，你先出去，我换件衣服就走。” 
　　彬如点头出去了。她淡淡敷上一层脂粉，换了件紫罗兰色的旗袍，披上一件淡灰色毛衣，这是她特地为彬如穿的，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件毛衣是他从国外带回来送她的。 
　　她走下楼梯，看彬如站在校园里观赏花木，满院的扶桑和美人蕉开得鲜艳夺目。她这件粉红色旗袍，和他送的毛衣，一定使他非常高兴了，他喊道：“婉姐，您实在应该穿这鲜明颜色的衣服的，老是穿蓝的黑的干什么呢？” 
　　“我喜欢那颜色，今天是为你穿的，因为是你的大寿呀，而且也让姑妈高兴点。” 
　　“谢谢您，婉姐，您真好。” 
　　他也说“您真好。”这是心逸说过多次的话。她的眉峰不由微微一蹙，敏感的彬如似已感觉出来。 
　　“又在想什么了？” 
　　她没有回答。 
　　“刚才我对着这明媚的春光，倒胡诌了两句不通的句子，把流月改为留月，‘小楼一角，留月待君来。’如何？” 
　　“好得很，想不到你也做起词来了。” 
　　“我也不知是诗还是词，反正，我是被你传染了。不过，我总觉得做这玩意儿伤神得很，还是玩玩山水的好。今天我为你安排了很好的节目，去碧潭划船拍照，晚上看电影，回家后再宵夜赏月。” 
　　“一定还有很多客人。” 
　　“您是我唯一的客人，我和妈说好的，今天只我们一家三个人，尽一日之欢。” 
　　“一家三个人，”彬如的语调是如此的款切，真挚，热情。 
　　“好，我们一定高高兴兴地玩，为你庆祝快乐生日。” 
　　“别忘了您自己的生日就在下星期六。” 
　　“你记得这么清楚，我自己倒忘了。” 
　　“妈跟我都不会忘记的，下星期六可得早点回来啊。” 
　　她点点头，她的心像沉浸在温馨的醇酒里，昨宵一夜的凄凉寒冷，都被彬如的笑语琅琅驱散了。 
　　他们并肩走着，脚步声在光滑的柏油马路上拍打出和谐的韵律，将近家门的时候，在树荫密布的人行道上，她感觉到彬如渐渐放慢脚步，眼睛款款地望着自己，轻声地喊了声婉姐，却又不说话了。 
　　“你要说什么？” 
　　“我想问您，‘流’月和’留’月，究竟哪一个字好？” 
　　“都好。” 
　　“那么，从今以后，我恳求您收起那题‘长沟流月去无声’的图章，我再为您刻一颗新的：‘留月待君来’。” 
　　“你一个研究理工的，还酸溜溜地学做词，学刻图章？” 
　　“生活的情趣原该是多方面的，我也喜欢旧诗词，偶尔玩玩可以，只不过别太伤神了。我倒很喜欢顾贞观赠吴汉槎金缕曲里的两句：‘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婉姐，留取心魂相守该多好。” 
　　婉若默然良久，抬头望望晴明的天空，青翠的树木，嫣红的花朵。十年来，她第一次重新感觉到春光是如此明媚可爱。她脉脉地回头望着彬如，低下了头。 
　　“婉姐，您的眼睛像碧蓝的潭水。” 
　　“你也这样说吗？” 
　　“有人这样赞美过您吗？” 
　　“没有，唉！也许有，但我现在已经模糊了，真的十分模糊了。” 
　　　　　　　　　　　　　　　　　　（选自《菁姐》，尔雅出版社1985年出版）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户户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头散发。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干瘪，头发掉了一大半，却用墨炭划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额角，又把树皮似的头顶全抹黑了。洗过头以后，墨炭全没有了，亮着半个光秃秃的头顶，只剩后脑勺一小撮头发，飘在背上，在厨房里摇来晃去帮我母亲做饭，我连看都不敢冲她看一眼。可是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却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的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要她戴上。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司髻，像一只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她送母亲一对翡翠耳环。母亲只把它收在抽屉里从来不戴，也不让我玩，我想大概是她舍不得戴吧。 
　　我们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一个式样。母亲就请她的朋友张伯母给她梳了个鲍鱼头。在当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儿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那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姨娘洗头从不拣七月初七。一个月里都洗好多次头。洗完后，一个丫头在旁边用一把粉红色大羽毛扇轻轻地扇着，轻柔的发丝飘散开来，飘得人起一股软绵绵的感觉。父亲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着水烟筒噗噗地抽着，不时偏过头来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发油，香风四溢，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爱司髻，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姨娘递给我一瓶三花牌发油，叫我拿给母亲，母亲却把它高高搁在橱背上，说：“这种新式的头油，我闻了就泛胃。”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那时姨娘已请了个包梳头刘嫂。刘嫂头上插一根大红签子，一双大脚鸭子，托着个又矮又胖的身体，走起路来气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点钟来，给姨娘梳各式各样的头，什么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换样子，衬托着姨娘细洁的肌肤，嬝嬝婷婷的水蛇腰儿，越发引得父亲笑眯了眼。刘嫂劝母亲说：“大太太，你也梳个时髦点的式样嘛。” 
　　母亲摇摇头，响也不响，她噘起厚嘴唇走了。母亲不久也由张伯母介绍了一个包梳头陈嫂。她年纪比刘嫂大，一张黄黄的大扁脸，嘴里两颗闪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个爱说话的女人。她一边梳一边叽哩呱啦地从赵老太爷的大少奶奶，说到李参谋长的三姨太，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却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刘嫂与陈嫂一起来了，母亲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对着背同时梳头。只听姨娘和刘嫂有说有笑，这边母亲只是闭目养神。陈嫂越梳越没劲儿，不久就辞工不来了，我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刘嫂说：“这么老古董的乡下太太，梳什么包梳头呢？”我都气哭了，可是不敢告诉母亲。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母亲见我回来，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无论如何，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 
　　在上海求学时，母亲来信说她患了风湿病，手膀抬不起来，连最简单的缧丝髻儿都盘不成样，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几根短发剪去了。我捧着信，坐在寄宿舍窗口凄淡的月光里，寂寞地掉着眼泪。深秋的夜风吹来，我有点冷，披上母亲为我织的软软的毛衣，浑身又暖和起来。可是母亲老了，我却不能随侍在她身边，她剪去了稀疏的短发，又何尝剪去满怀的愁绪呢！ 
　　不久，姨娘因事来上海，带来母亲的照片。三年不见，母亲已白发如银。我呆呆地凝视着照片，满腔心事，却无法向眼前的姨娘倾诉。她似乎很体谅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谈着母亲的近况。说母亲心脏不太好，又有风湿病。所以体力已不大如前。我低头默默地听着，想想她就是使我母亲一生郁郁不乐的人，可是我已经一点都不恨她了。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难相依的伴侣，母亲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细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鬓边戴着一朵白花，颈后垂着的再不是当年多彩多姿的凤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条简简单单的香蕉卷，她脸上脂粉不施，显得十分哀戚，我对她不禁起了无限怜悯。因为她不像我母亲是个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随着父亲享受了近二十多年的富贵荣华，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虚落寞之感，将更甚于我母亲吧。 
　　来台湾以后，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亲人，我们住在一起有好几年。在日式房屋的长廊里，我看她坐在玻璃窗边梳头，她不时用拳头捶着肩膀说：“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当年如云的青丝，如今也渐渐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夹有丝丝白发。想起在杭州时，她和母亲背对着背梳头，彼此不交一语的仇视日子，转眼都成过去。人世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呢？母亲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终归走向同一个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现在的光阴，比谁都寂寞啊。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丽的横爱司髻，我说：“让我来替你梳个新的式样吧。”她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我能长久年轻吗？她说这话，一转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轻了。对于人世的爱、憎、贪、痴，已木然无动于衷。母亲去我日远，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
　　这个世界，究竟有什么是永久的，又有什么是值得认真的呢？ 
　　　　　　　　　　　　　　　（选自《红纱灯》，台湾三民出版社1969年版） 
 

　　 
　　正是冬春相交之际，在大陆纯文学落寞与凋零的季节，琦君散文踏雪而来。三本散文集《母心·佛心》、《水是故乡甜》、《往事恍如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首次在大陆独家出版上市，这也是琦君散文第一次在大陆结集出版，真宛如一缕春风、一丝细雨，沁人心脾。琦君在台湾乃至国际文坛，素以散文名世，而大陆读者初识琦君恐怕多是通过小说《橘子红了》或电视剧《橘子红了》，对于琦君真正的文学成就也许并不熟悉，这次三本散文集的出版，正好让读者对琦君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实乃大陆读者之幸。
　　琦君的文学是真正天然、隽永和历久弥新的文学。她的小说有着散文一样的语言和风格，而她的散文又似小说，记人叙事从最细微处着力刻画，情真意切且意蕴深远，强烈的画面感随着叙述语言不断放映在读者的脑海里。读琦君散文，把握三个字“诗”、“禅”、“情”，即可领悟其作品的神韵。 
　　说到琦君散文的“诗意”，不能不联想到她的恩师，著名的词学家夏承焘教授。夏承焘先生不但诗词研究的造诣深，对于作诗作词也是才华横溢。“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任吹衣。”“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见《三十年点滴念师恩》）就是夏先生的得意之作，如今读来也是诗意盎然。琦君出自夏承焘先生门下，亦是夏先生最得意的女弟子，自然也深得先生的真传。琦君散文，只看标题，就能感觉到缠绵的诗情：《往事恍如昨》、《一回相见一回老》、《三更有梦书当枕》、《细雨灯花落》……再细品，更觉每一言、每一语，并无雕琢，却又字字珠玑，发自内心深处，情真意炙，文字在随意流淌，情意永存心中，当真是“村茶胜酒”。读琦君散文，就如饮一杯醇茶，淡香满怀，涤荡身心。 
　　琦君信佛，但并不拘泥于崇奉的某种形式，她是深深地理解了佛的慈悲与包容，坚定了一颗向善的心。“宽容、慈爱、诫杀生”等主题在琦君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如《送鸽记》、《守着蚂蚁》等，把一个人对任何生命的爱惜、对弱者的同情都写到了极致），她是把佛的精神溶入了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不念佛语却心中有佛。而琦君心中，最伟大的佛自然是母亲。琦君对佛的体认，是由母亲言传身教获得的，“我每于念经时，心头同时浮现的是观音的法相和母亲的慈容，也感到烦忧顿消，怨怒自息。”（见《母心·佛心》）。琦君在这里将母亲和观音菩萨等而论之，就是因为从小琦君就为母亲的善和温柔所折服，这种善和温柔是植根于千百年来千千万万中华女性的血液中的，也同时植根在琦君的字里行间，这就是琦君散文的“禅意”。 
　　如果说“诗意”是琦君散文的气质，“禅意”是其风骨，那么“情意”便是琦君散文的灵魂。“任何景语皆情语”在琦君的散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以什么为素材，几乎都是无情不下笔。游记通常被认为不是琦君所长，其实不然，只不过琦君的游记散文太多关注一个“情”字。亲情、友情、故乡情、国家情，哪一种都无法舍弃，但凡是故地重游，琦君下笔便不再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境界，故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故人的身影。思念之情喷薄而出之际，时光也似乎在倒回。联想到琦君的身世，如一颗飘零的浮尘，我们便不难理解琦君散文的情之所牵，意之所系了，一如绿叶对根的情意。正如琦君所言“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或许，琦君正是用这种深入灵魂的情意来抒写对亲友、对故土、对逝去的岁月那无可替代的爱，才会这么广泛和永恒的获得了读者的青睐。 
　　

　　七月里下午炎热的太阳，晒在天井中央青石板走道上。晒得青石板亮晶晶，白晃晃的，像蒙上一层薄霜。云弟却赤裸着上身，跪在中间那块最亮最宽的石板上。头发里，额角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汗珠一直往下淌，滴在湿淋淋的短裤腰上。短裤贴着屁股，裤脚管撕破了一大块，挂在大腿上滴水。 
　　我站在他旁边，轻声对他说： 
　　“弟弟，喊一声阿娘，说下回不敢了，你就可以起来了，太阳猛，你不能晒着呀。” 
　　他闭了下眼睛，眼泪也像黄豆大的汗珠，沿着面颊滚下来，可是他抿紧嘴唇不作声。 
　　“说呀，身上这么湿，你会晒出病来的。” 
　　“姊姊，不要管我，我要晒嘛。”他咬咬牙，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 
　　“美惠，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他不怕晒，你也不怕晒吗？” 
　　阿娘大声地喊我。 
　　我用手背抹去泪水，走到她面前，求饶地说：“阿娘，原谅他吧，别让他跪着了，他说他下回不敢了。” 
　　“他说啦？我怎么没听见？叫他再说一遍呀。” 
　　我又跑到他身边，拉拉他手：“你说呀，弟弟，你说再不到小河去游水了。” 
　　他使劲摔开我的手，还是咬着牙不说话。 
　　“小心你会中暑啊，这么热的太阳晒在湿淋淋的身体上。” 
　　我拿手帕擦去他脸上一条条挂下来的汗，“她罚你也是要你好，她怕你游水淹死呀。”
　　“淹死就淹死。”他忽然爆炸性地大哭起来。 
　　“好，淹死就淹死，你自己找死，你这个死东西。”阿娘也暴跳起来。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了。我的心狂跳着，血沸腾起来，我一把拉起云弟说：“走，我们到大花厅去。” 
　　云弟一骨碌站起来，我们拉着手不顾一切地跑了。绕过大理石屏风，跑进四面镶五彩玻璃的大花厅，这里是我小时候与小明捉迷藏玩曹操招兵的好地方，现在却四角布满了蜘蛛网，红木缕花八角桌子上蒙着厚厚一层灰。玻璃门全紧闭着，一股扑鼻的霉气。我检起墙角的一只鸡毛掸子，掸了下椅子与空榻床上的灰，对云弟说：“快把湿裤子脱掉，我去找干净衣服给你穿。” 
　　“姊姊，喊玉姨，玉姨会给我拿来的。还有，要她给我偷两个烧酒泡杨梅。” 
　　“你真是不怕挨打，刚罚了跪又要偷吃东西了。” 
　　“烧酒杨梅去暑气的呀！” 
　　我点点头，去喊玉姨，玉姨在厨房里忙做晚饭，云弟为着游水跪在青石板上的事，她全不知道。我告诉了她，她眼圈儿马上红了。丢下锅铲，就去打了一盆热水，拿着毛巾和短衫裤。和我偷偷从后院门绕到大花厅去。因为这样绕，坐在东厢廊下的阿娘就看不见我们了。
　　云弟光着身子在磨砖鬪花地上一二三四地跳房子。玉姨指着他生气地说：“你呀，真不乖，活该挨打。” 
　　“哼！”他抽了抽扁鼻子问，“阿娘怎么样？” 
　　“我没看见她，也没听见她大声说话，大概气过了，回头你去喊她一声，就没事了。”玉姨劝他。 
　　“我不去喊她，死也不去。” 
　　“别这样，她平时对你还满好的。” 
　　“她哪里对我好，她恨我，我知道她恨我。” 
　　玉姨无奈地看看我，苍白的脸色，忧伤的眼神，乌亮的头发上别着那朵令人看了伤心的白花，我也不由得伸手摸了下自己头上的白花，回头看看云弟说：“弟弟，你以后要格外听话才好，爸爸去世了，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应该懂事点，像个大人。” 
　　“我真巴不得你一下子就长大。”玉姨幽幽地说。 
　　“我已经在长大了，玉姨，您放心，我长大了一定孝顺您。” 
　　云弟挺起胸脯说。 
　　玉姨笑了笑，用热水毛巾给他擦干身子，穿上衣服。 
　　“咦，烧酒泡杨梅呢？姊姊忘记说了吗？” 
　　“今儿橱门锁了，钥匙挂在阿娘纽扣上。”玉姨乌溜溜的眼珠转了一下说，“有了，跟我来。” 
　　她拉着云弟的手，我们穿过池塘与假山石，走进暗洞洞的后书厅。这里是爸爸生前读书拜佛的地方，左手套间是爸爸的书房，四壁全是书橱，靠窗一张桃花心木嵌太湖石的书桌，桌上笔砚文具齐全。爸爸原都坐在这儿念金刚经、吟诗、写信，可是自从他生病以后就很少来。每天倒是我坐在这儿念十遍心经，保佑爸爸病好。玉姨每天端来一碟芝兰与茉莉花，放在案头，再供一碟在左边大厅的佛堂里，焚上檀香。玉姨总是叫我再捧一碟放在爸爸病榻边的小几上。玉姨很少上楼到爸爸卧房里，除了这三餐饭和给爸爸擦身子。现在，玉姨更用不着去了，因为爸爸去世已经两年。倒是这个书厅，玉姨却每天都来，在佛堂前与爸爸的牌位前上香。现在，长条桌上两处都供着芝兰与茉莉花。檀香的气息，薰得这幢幽幽的屋子，显得格外沉静、冷清。玉姨在爸爸牌位前取下供着的一碟烧酒杨梅，递给云弟说：“你吃吧，吃了爸爸会保佑你身体好、读书聪明。”她又取下佛堂前的两个对我说：“我们也吃，一人一个。” 
　　“没关系吗？”我问。 
　　“天天都是我来供，换上新鲜的。” 
　　“以后天天都给我吃。”云弟说。 
　　“吃多了上火，会流鼻血。”玉姨拿起云弟换下来的衣服说，“我要去做晚饭了，等下你从后院边门到厨房里来吃饭。” 
　　我在爸爸书桌前坐下来，望望靠墙壁排着的书橱，对云弟说：“弟弟，你要用功读书，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玩，这些书将来都归你读。” 
　　“我要念那么多书呀，谁教我呢？我现在才小学三年级。” 
　　“慢慢来，十年以后，你就念大学了。” 
　　“十年好长啊，姊姊，我真不愿呆在家里，阿娘这么凶。” 
　　“她是这种脾气，心肠并不坏，我小时候也被她打过很多次。” 
　　“你不反抗吗？” 
　　“我不反抗，反抗了爸爸生气。我妈死的时候对我说，为了爸爸什么都得忍着点儿。妈就忍了一辈子。” 
　　“可是我不能忍，我是男孩子，我一定要反抗。况且爸爸也死了还忍什么？”他额角上冒起一条青筋，很生气的样子。 
　　“弟弟，你真的恨阿娘吗？” 
　　“她不让我做这样，不让我做那样，昨晚辛辛苦苦捉的萤火虫，统统被她放了，说阿弥陀佛，罪过死了。我今天索性开起苍蝇牢的盖子把苍蝇放了生，她又狠狠地打我，苍蝇不一样是生命吗？” 
　　“你真傻，苍蝇是害虫呀。苍蝇怎么可以放生呢？” 
　　“姊姊，看来我也是这个家里的害虫。”他感慨万千地说。 
　　我不禁噗嗤一声笑了。 
　　我们姊弟俩在书厅里一直呆到天黑，玉姨送来一盏菜油灯，黄豆似的灯花摇摇晃晃的，偌大一幢书厅显得越发幽暗阴冷了。我看看佛堂与爸爸的牌位，心里忽然害怕起来，我说：“弟弟，我们出去吧，快吃晚饭了。” 
　　“姊姊，我们到厨房里跟玉姨一起吃，不要在饭厅里吃。” 
　　“不行，还是在饭厅里吃吧，不然阿娘又会骂你的。” 
　　“咳，做人真苦，一点自由没有，我考取了中学一定住在学校不回家。” 
　　“我不为你，暑假也不回家的。” 
　　“可是玉姨好想念你呢。” 
　　“我知道，我也记挂她。弟弟，等我们挣钱以后，把玉姨带在一起，让她享享福。” 
　　“对了，让阿娘一个人在家里当孤老太婆。” 
　　“别这么说，她给你上学，给你做新衣服穿，她也是很疼你的，她打你骂你还不是为了要你好。她自己没有儿子，你长大了也一样要孝顺她。” 
　　“好，姊姊我总归是听你的话的。等我将来大学毕业，当了差事，在杭州盖一幢房子给阿娘住，玉姨呢！跟我住在一起好吗？” 
　　“当然好。” 
　　云弟细细的眼睛笑眯成一条线，我知道他的小心眼中是多么爱玉姨！ 
 

　　晚饭以后，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阿娘的气也似乎过了，叫玉姨切开一个大西瓜，大家分着吃。云弟是顶喜欢吃西瓜的，啃西瓜一直啃到绿皮，可是今晚他却无精打采的不想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头痛怕冷。阿娘说一定是白天游水受了凉，叫他睡觉。我和玉姨就陪着他上楼去，他躺在床上，就打起哆嗦来。我用被把他包紧，玉姨去熬了一杯姜茶给他喝下去，不一会他又发起烧来，烧得眼睛都红了。阿娘走上来看看说，没关系，出一身汗，明天一早就好了。可是玉姨总不放心，我们一直在他床边陪着。玉姨不时抬头望着墙上爸爸戴一顶白缨军帽，挂着指挥刀的照片，微弱的菜油灯光一晃一晃的，照着她满脸满腹的心事。 
　　“玉姨，你想爸爸吧。” 
　　“嗯，我常常梦到他，有时穿长衫，有时穿这一身军装。” 
　　“奇怪，我很少梦到爸爸。” 
　　“你在读书，心都放在书本上，我在家里，一天到晚只有想以前的事。” 
　　“别想了，玉姨，过去的事想不完。” 
　　“唔，真的想不完。我想起第一天到你家的情形，大太太把我从绿篷小轿里扶出来，紧紧捏着我的手，我也紧紧捏着她的手，就像她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她一定会对我很好的。” 
　　“我妈对谁都和气，特别对你，你一进门，她就喜欢你了。 
　　她说，可怜好好的女孩子，给人做偏房，还不是为了家里日子不好过。她告诉我你比我只大五岁，虽说辈份不同，却像是姊妹，叫我要格外好好对你。” 
　　“你对我真好，没有大太太和你，我真活不下去。可是大太太去世了，你又都在外面念书，我一个人好冷清，就只有一心带大云云。云云虽说是二太太领的，却一直归我照顾，二太太是不喜欢管孩子的。” 
　　“玉姨，你好心有好报，云弟长大了会孝顺你的。” 
　　“将来的日子怎样谁也料不到。我想等云云大了进城读书以后，我就到庵堂里修行去。” 
　　“别这么想，我那时书念好了，一定接你住在一起。” 
　　“真的？”她眼睛一亮，“你会要我和你做伴？我是个没有读过书的乡下女人，跟着你是个累赘，况且你将来要结婚成家的。” 
　　“无论怎样，我都一样看待你。妈多少次对我说过，说你性情好，心肠好，叫我永远要照顾你。” 
　　“你真好，大小姐。” 
　　“你怎么还这么喊我。再这样叫喊我要生气了。” 
　　“从到你家起就这么喊，改口很难了。” 
　　“叫我美惠吧。” 
　　她笑笑，看看渐渐睡着的云弟，又望了眼爸爸的照片，叹一口气说，“前天是云云的生日，却是你爸爸的忌辰，他不懂，还吵着要穿新衣服，要吃面，又被二太太打了一顿。他的命跟我一样的苦。” 
　　我听了不由得一阵心酸，勉强忍住眼泪说： 
　　“妈妈说，命苦的孩子会有大成就，云弟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都靠你好好带领他了，我是个没有知识的女人，就为这样，二太太才看不起我。” 
　　“别把她放在心上了，她对人就是这么一阵风一阵雨的。 
　　当初爸爸娶你也是她的意思，娶了你又天天给你气受。云弟也是她要领的，领来了却一概不管，统统交给了你，幸亏有你，不然恐怕他早跑了。” 
　　“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受不了这个气，要跑回山里找自己的亲妈，宁可吃甘薯种地。我劝他忍耐点，在这里有书念，只要长大一点，去城里念书就好了。回山里种一辈子的地有什么好呢，他才想开了。他这么点大，心眼儿可多呢。” 
　　阿娘叫用人送上来一包翘胡子仁丹，叫云弟吞下去。告诉玉姨明天别给他吃东西，饿一天准好。 
　　我们听见她敲着拐杖，一步步上楼回自己房里睡觉了。她年纪不满五十，走路却总拿着根拐杖，咯咯咯地一声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她随便走到哪儿，都是一个人，拐杖的声音那么单调，她的影子也是那么孤独。我时常望着她的背影发愣。她的背脊厚厚的，可是已显得有点驼，像是负荷着很重的担子。想起幼年时看她苗条的身材，雪白的皮肤，走起路来很有风姿的样子，现在竟像换了一个人。她永远不再年轻了，也不再像爸爸在世时那么威风，那么幸福了。她虽曾使我母亲半生咽下眼泪，郁郁而终；她也曾使我刻骨铭心地恨过她；但现在，这一份恨却随着岁月的飞逝而逐渐消失。相反的，随着她的老去而对她渐生怜悯之情。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她却硬撑着要保持她的威风，人人敬而远之，连她要当作自己儿子的云弟对她也无丝毫依恋。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哀，由于这个家的离散而感到悲哀。我想象有一天地老了，走不动了，躺在床上哼，云弟带着玉姨过着母子相依的幸福日子，我又远在异方。她岂不是孤孤单单，无声无息地死去？ 
　　她那敲着单调声音的拐杖落在床边，连拾都没有人替她拾……想到这里，我不由得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在想什么？”玉姨问我。 
　　“想阿娘。” 
　　“你想她干什么？” 
　　“刚才听到她爬楼梯的声音，好像很吃力的样子。” 
　　“她再吃力也不要人扶的。” 
　　“其实她要是对你好一点，你是会好好照顾她的。” 
　　“她也没什么对我不好，自从你爸爸死后，她倒是从不用猫逮耗子似的眼光看我了。她只是时时在说话里透露一种意思，我一听到她那样的口气，就止不住心酸。” 
　　“她透露的什么意思？” 
　　她迟疑了一下，慢悠悠地说：“她要我回娘家，不必在你们家守下去了。她还叫五叔婆问过我，给我三十亩田，五两金子，叫我回娘家，好好再嫁个人，说我没男没女年纪轻轻的，何苦在这里守寡。” 
　　我听了暗暗一惊，呆了好一阵子，心里也不由的在想，玉姨这么年轻，何苦为爸守一辈子，阿娘这意思又未始不对。只是以我与玉姨的感情，和她对云弟的这份爱，我又何忍说这话。我若是也说出这意思，该叫她多伤心。于是我望着她惨淡的神情，好半天才说： 
　　“阿娘倒也没什么坏心意，只是我知道你是无论如何不会的，我和云弟也舍不得你。”
　　“不知怎么的，我就是舍不得他，从他一岁抱来起，就一直是我带的。你爸爸还说他像我，就像是我生的，你妈也叫我好好抚养他，就当自己亲生的一样。说也奇怪，云云小时候，每回我抱着他在你爸爸面前玩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下垂的眉梢略微抬了一下。眼角露出点笑意。 
　　“什么感觉？” 
　　“就好像他是云云和我两个人的爸爸。” 
　　“你觉得我爸爸像是你爸爸？”我吃惊地望着她。 
　　“嗯，因为我和云云两个都是苦命无依的孩子，他的眼睛看看云云又看看我的时候，就叫我有这种感觉。” 
　　“玉姨，你究竟喜不喜欢我爸爸呢？”我忍不住问她。 
　　她茫茫然地抬起眼睛望着壁上的照片，苍白的两颊泛起淡淡的红晕，低声地说，“我也迷迷糊糊的不大清楚。” 
　　“你觉得他喜欢你吗？”我们虽这么知心，但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问她。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次他狠狠地打了我。” 
　　“他打过你？” 
　　“他还使劲拧我的手臂，把我拧得一块青一块紫的。” 
　　“为什么？” 
　　“他说听二太太说我送表弟到后门口时，说了好半天话。 
　　他不许我跟别的男人说话。” 
　　“爸原来这么专制，你恨他吗？” 
　　“我不恨他，他那么拧我打我，我反倒忽然喜欢起他来，不像平常那么怕他了。我想他不准我跟旁的男人说话，一定是喜欢我的。那一夜晚，我伏在他胸前哭到天亮，不是委曲而是感到兴奋、幸福。我像忽然找到一样从不曾有过的东西似的。”她的双颊越加红润起来。
　　“玉姨，你是很爱我爸爸的，他也很爱你，我相信。” 
　　“我不知道。”她又淡淡地说。眼睛一直望着壁上的照片，“从那以后，他从没有再那么凶狠，也那么热的对过我。他拿眼睛看我的时候总是那么温和、慈爱，和看着云云时是一样的。那里面好像多了点什么，也像少了点什么，使我安心，也使我觉得虚晃晃的。后来，我也就惯了，尤其是当着二太太，他用那种眼睛看我时，我好像有了保护，有了依靠似的，很放心。” 
　　“还是因为我爸爸的年纪跟你差得太远了，每回我听见他吃力的咳呛声，看着他额角的白头发时，我总替你担心。” 
　　“我也很担心，我总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投井。因为二太太一定更不会容我。倒没有想到她反倒比以前对我好了。还有云云这样要我，你更对我好，所以我也就想开了。” 
　　“千万不要有那种傻念头，日子一定熬得出来的。” 
　　“大小姐，你不知道，这个家有多冷清。打从太太去世以后，你又出门读书了，我越加的没有诉说心事的人了。每回我看见二太太在大厅的佛堂前和你爸爸的牌位前上香，跪上去，站起来，像很吃力的样子。我只想上前扶她一把，跟她说说话儿，我想她总也想找个伴儿说说话的。可是她总是沉着脸，一声不响，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觉得这幢大房子就像一座旧庙宇，里面只住着两个尼姑。白天人来客往不觉得，晚上可真冷清，若是没有云云，我真不知怎么过日子。” 
　　“玉姨，云弟这么爱你，你应当快乐一点。” 
　　我看看云弟，他昏昏沉沉地睡着，脸颊绯红，嘴唇烧得干干的。微弱的菜油灯摇晃着，可是窗外却泻进银白的月色。 
　　夜已带有早秋的凉意，我劝玉姨躺下休息，我也回自己卧室睡下了。 
 

　　云弟一连两天不退烧，只是昏昏沉沉地睡，偶然醒来就嚷着要吃西瓜。可是郎中吩咐生冷的不许吃，二娘还不准他喝稀饭，说发烧吃东西会转伤寒。我看看土郎中的药一点不管事，灌得云弟直吐，就劝二娘送他去城里爸爸的朋友张伯伯的医院。她倒也没了主意，就答应了。我和玉姨陪云弟雇了一条小乌篷船进城去。从乡下到城里是三十华里水路，小船要摇两小时。那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太阳正晒得热，船夫拉上乌篷，小小的船身又闷又热，云弟包着毯子躺在中舱，我与玉姨两头坐着。只听船夫用力地划着，船底的水声哗哗的响，船是那么的慢，每进一寸都是很艰难似的。平时我对于满眼的青山碧水，总是尽情地欣赏，可是此时的心情却只有焦急。玉姨眉峰紧锁，不时用手摸云弟的额角。 
　　“怎么一滴汗没有？能出点汗就好了。”她喃喃着。云弟睁开眼睛似清醒非清醒地望着我们，又望望篷顶。 
　　“云云，我们在船上，我和姊姊带你去城里张伯伯的医院。”玉姨附在他身边轻身地说。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打针。”他喊起来。他从小就怕张伯伯打针。 
　　“不打针，只吃点药就好了。”我安慰他。 
　　“阿娘呢？”他问。 
　　“她在家里，只我和玉姨陪你去。” 
　　他烧得红红的脸颊展出了笑容。 
　　“我们住在医院里吗？”他又问。 
　　“哦，一直到你完全好了才回家。” 
　　“好了也不要回家，我要在城里玩，逛公司，买好多玩具，姊姊，你有钱吗？” 
　　“有有，等你病好了，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不够可以向张伯伯借。”因为我知道张伯伯很喜欢他。 
　　他点点头，又闭上眼睛睡了，可是他的呼吸好像非常困难，嘴角不时流出白沫来。 
　　我心绪烦乱地望着篷外的一角天空，天色在变了，山头上的云层逐渐堆上来，又黑又厚，倾盆阵雨即将下降。船夫把两边的篷盖拉下，船舱中顿时一片黑，只从篷缝中漏进一点点微光；船划得快，船身摇晃得更厉害。霎时间雷电交加，雨点像箭似的射在篷背上，几乎要射穿那粗厚的篷壁似的。斜风雨从一边的篷隙中扫进来，雨水沿着船舱板淌下来，我与玉姨坐的地方全湿透了。我们怕水流到舱底，浸湿了云弟的背脊会受凉。两个人把他抱起来，让他躺在我们的身上。他咳呛着，惊慌地紧紧搂住我们，他的身体火烫地压在我胸前，我用额碰碰他的额，更觉得热得炙人，究竟是什么病，烧一直不退，会不会是肺炎呢？雷雨越来越大，小船在风暴中挣扎着，摇晃着。黑黝黝一片中，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那么的孤弱无援。玉姨焦急得只是念佛。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涨大水，和母亲坐船逃水的情景，也是这般的风雨交加，漆黑一片。母亲紧紧搂着我说：“靠紧妈，不要怕，菩萨会保佑我们的。”母亲遇到患难，或吃苦受罪时总是说菩萨会保佑我们的。她一生把命运交给菩萨，到死都毫无怨言，而且她逝世时是那么平静安详，吩咐玉姨多多念佛，如今玉姨又在念佛，我顿时感到生死边缘的那一份出奇的宁静，与冥冥中神灵的主宰。我也仿佛听到了母亲的低唤，不由捏紧云弟的手颤声地说：“不要怕，大妈会保佑你的。” 
　　“大妈？大妈呢？”高烧使云弟神志又不太清楚了。 
　　“现在没有大妈，是玉姨和我陪着你。” 
　　“大姐，我也要大妈。”他咳呛着，喘息着。 
　　“他从前有病，大太太老是坐在床边陪他的，所以他想她。”玉姨说。 
　　“我妈会保佑他的。”我喃喃地说，可是我的眼泪已滚下来了。 
　　雨停的时候，我们的船刚刚靠埠。雨中傍晚的埠头，显得特别混乱嘈杂，熙熙攘攘的车辆行人，与上船来抢兜旅客的旅社茶房，把从未来过城里的玉姨，搅得手忙脚乱。在平时，第一次进城的云弟真不知会高兴得怎样，可是今天他只是吃力地喘息与咳呛着，疲乏地闭着眼睛。我们雇了两辆黄包车到了张伯伯家，张伯伯与张伯母看见云弟这副情形都大为吃惊，安顿他躺下病床以后，张伯伯用听筒仔细听着云弟的胸膛，他的神情是严肃的，双眉是紧锁的。 
　　“怎么不早点来或坐个汽船赶来呢？” 
　　“什么病，张伯伯。”我与玉姨同声问。 
　　他闭紧了嘴没有回答，双眉蹙得更紧了。 
　　“是肺炎。”到外面以后，他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们，“在风雨中又再受了凉，很严重。可恨的是我们整个城市里没有这种特效药，交通不便，药进不来。” 
　　“不要紧吧，张伯伯。” 
　　他叹了口气说：“无论如何，我得想办法救他。” 
　　仁慈的张伯伯与张伯母几乎陪着我们两天两夜守在云弟床边。打针、喂药、用冰囊，可是云弟的呼吸似乎愈来愈困难，鼻翼一翕一翕的，双眼紧闭。一阵狂咳，白沫流出来，白沫逐渐转为铁灰色，他似已进入昏迷状态，不省人事了。 
　　张伯伯焦急地说：“赶紧打长途电话，叫你们阿娘来吧，情势太严重了，我的医院设备不够，马上要转公立医院。” 
　　可是我们不及把他转公立医院，阿娘也不及赶来。深夜里，云弟的体温骤然下降，下降到四肢冰冷，脸色发白，口中吐出大量的黑水，是一种什么古怪的病呢？张伯伯说是肺炎与肠炎的并发症。战乱中的小城，没有一种药能救治他，我们就这么束手无策地，眼看可怜的云弟与病魔挣扎到最后一分钟。到最后，他似乎清醒了，脚手无力地动了一下，疲倦的眼皮睁开一线线。玉姨与我啜泣着，低低地叫唤他，他枯焦的嘴唇抽动了一下，目光是呆滞的，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紧捏着他冰冷的手，企图拉住他体内游丝似的生命，可是连张伯伯都无能为力，我们只有痛哭，只有不断地呼唤。我怎么能相信四天前还活活泼泼的云弟，会一下子被死神抓去呢？我们哭倒在他的床边。在弥留中，他忽然清晰地轻喊出一声“大妈”。 
　　“啊，云弟，你喊谁，谁来了？” 
　　“大妈，我看见她了。” 
　　我马上跪下来哭着祝祷：“妈，保佑云弟，别让他去，别让他去啊。” 
　　“阿娘，阿娘也来了。”他又喃喃着：“阿娘，我听话了，我不游水了，啊，我脚手好冷啊……” 
　　他颤抖起来，我们紧紧搂住他，好久、好久，他突然停止了发抖，一切都停止了。两题泪水从他眼角淌下来，他永不再哭了。 
　　“一种古怪的病状。”张伯伯槌着桌子沉痛地说：“不知是不是我误了他。” 
　　玉姨与我不能再说一句话，我们都几乎昏厥了。这突然的变故使人难以置信。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以后怎么能没有云弟，怎么能不看见他蹦跳，顽皮，怎么能不听见他哭与笑。 
　　我们怎么能失去一个如此被我们爱着又是如此爱我们的亲人呢？我伏在云弟的身边哭着祷告：“妈，云弟临终时在喊您，您真的来了吗？是您接走他的吗？难道你在另一世界里记挂他，还是你感到寂寞呢？告诉我，妈，您在哪里，爸爸在哪里，现在你们三人在一起了吗？” 
　　这一连串的死亡，顿使我感到人世的无常。我茫茫然地望着玉姨，她痴痴地像一具苍白的石膏像，头发散乱着，发上的白花垂下来。她晃晃悠悠地问我：“云云真的去了吗？他怎么会这样就死的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也许是天意，天意要使我们家门庭衰落，连一个男孩子都留不住吧。 
 

　　阿娘没有再来城里，仍旧是玉姨和我伴着云弟的棺木，乘小船回乡下。阿娘在埠头接我们，她哭得双眼红肿，脸也浮肿。她对我们没有一句盘问，只告诉我们已看好青云庵后面一块地，暂时停放云弟的棺木。我们随着她送棺木安顿在两块石凳上，烧了点纸钱。此处荒草漫烟，阒无人迹。只有寺后飒飒的山风，阵阵吹来，阿娘穿一身黑旗袍，头发乱蓬蓬的。她仍撑着她那根拐杖，背显得更伛偻，好像拐杖都撑不住似的，我上前扶着她说：“回家吧，过几天我再来看他。” 
　　“云云，都是我害你的，我不该一天到晚骂你，我不该罚你跪在太阳地里的青石板上。云云，我害死了你，我对不起你啊！”她忽然大哭起来。 
　　“别哭了，这是天数，怨不得谁的。” 
　　“他死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他喊你的，他说以后听话了。”玉姨边说边哭。 
　　“云云啊，我怎么对得起你爸妈，你来我这里，我一天也没有对你好过啊！云云。” 
　　“阿娘，过去的不要再提了，你对他没有不好。”我哭着劝她。 
　　天色黑下来了，山风吹起了纸灰，飘落在云弟的棺木上，也飘落在我们的身上。我悲切地喊了声：“云弟，我们先回去了，你安心在此吧，我们会来看你的。” 
　　我与玉姨扶着阿娘，走进青云庵休息。阿娘沉重的身躯落在一张大竹椅里，她看去是如此悲伤、困顿，再没有那副唯我独尊的倔强神情了。她这副神情是逐日逐日消失的，爸爸去世以后，她就显出独力支撑的吃力样子。然而她仍不时暴躁地责骂下人。无论做什么事，她总不认错，不认输。可是现在，云弟的死使她忏悔了，痛哭了。我相信她内心所忏悔的不止这一件事。她一生铸下了多少大错，造成了多少的人的痛苦，如今这些痛苦好像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看起来像不胜负荷，伛偻得要倒下去了。她握拐杖的手在颤抖，泪水从她肌肉松弛的脸颊滚下来，滴在她稀旧的黑旗袍前襟上。我在她身边劝她说：“阿娘，回家躺躺吧！时候不早了。” 
　　扶她上轿以后，我与玉姨一路步行回去，天色已晚，稻田里阵阵秋风吹来，已带寒意，我们在狭窄的田岸路上，一前一后的走着。稻禾上不时有蚱蜢飞跃而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到九月就可以收割的稻禾都已渐渐成熟，穗子迎风摇曳着，玉姨叹一口气说：“又快到割稻季节了，云云是最喜欢帮忙割稻的。捧稻草，拾穗子，每回我做好点心，都是他送到稻田里的。” 
　　“玉姨，别再想了，越想越难过的。我真担心我出门读书以后，你怎么办呢？” 
　　“大小姐，我已经想好，也已经决定了。” 
　　“你打算怎么样！” 
　　“我想搬到那座庵堂里去住，陪伴云云。他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庵后面，会害怕的。” 
　　“千万不要，玉姨，住在那里太寂寞了。”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从你爸爸去世以后，我就有这打算。 
　　现在云云也死了，我已经什么指望都没有了。” 
　　“不能这样，我决不能让你去住庵堂，孤孤单单过一辈子的。等我读完书会接你住在一起的。” 
　　“那日子太远了，大小姐，再说我也不愿累你。这些年，我已过惯了冷清的日子，索性让我去那儿倒好。大小姐，你替我对二太太说一声吧。” 
　　“她不会让你去的，她也很寂寞。现在她是真正只剩下一个人了，你们要在一起做个伴才是。” 
　　“你不知道，两个寂寞的人不一定合得来的。我没什么话好跟她说，她也不会跟我谈心事的。” 
　　“你如果一定想去陪云弟，我和你去住一个时候，等我出门去，你就回家来。” 
　　“不，要去就不回来了。请你跟二太太说，为我付点钱给庵堂里。我就可一直住下去了。” 
　　“玉姨，你还这么年轻，你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 
　　“没有了，云云都丢下我去了。”她凄凄切切地哭起来。 
　　“玉姨，如果我能不出门读书一直陪你该多好。”我也呜咽不能成声了。 
　　“你对我这么好，我会念经求菩萨保佑你的。以后寒暑假回家，只要来看看我就好了。” 
　　我知道在玉姨极度悲伤之余，是无法劝慰她的。何况我自己的悲痛也正不减于她呢？ 
　　走到门口，在苍茫的暮色中，我看见大门上的门神画像，颜色都已一片片剥落了。门神腰带上的玻璃亮片，都缺了好几块。记得云弟曾淘气地挖下那些亮片来玩，还挨过阿娘的打。可是云弟也常常用红绿玻璃碎片与树胶把它补上去。现在这两座门神像，将要冷冷清清的，没人理会了。走进大门，就看见那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走道，当中那块云弟罚跪的大青石板，在暮色中还泛着苍白的光，可是现在不是炎热的中午，太阳早已下沉，月亮快要上升了。那是七月中旬惨白的月色，照得青石板寒冷而荒凉。 
　　入夜以后，玉姨与我都不能入梦。菜油灯的灯花如豆，在大而幽暗的屋子里摇晃。我翻来覆去地想，如果我出门读书以后，心里将永远挂念着两个人。一个是撑着拐杖在这幢暗洞洞的老屋中，一个人摇来晃去的阿娘；一个是孤零零坐在青灯古佛前面，敲着木鱼清磐的玉姨。 
　　　　　　　　　　　　　　　（选自《菁姐》，尔雅出版社1985年出版） 


　　

    春节来临，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纷纷赶回家，盼望与亲人团聚。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我们民俗文化的底蕴深处，可说是根深蒂固，流传甚广，仿佛是打在每个人身上难以磨灭的烙印。这种团圆习俗在内外中国人的头都已扎下了深的根脉。　　 
    除夕这一天对华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天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在古代的中国，一些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可见"团年饭"对古代中国人是何等的重要。 

    家庭是华人社会的基石，一年一度的团年饭充分表现出华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老人家眼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过去的关怀与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这是何等的幸福。而年轻一辈，也正可以借此机会向父母的养育之恩表达感激之情。 

    孩子们在玩耍放爆竹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报帐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

    说到除夕的刀砧声，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记》却记载着除夕一个十分凄凉的故事：旧社会穷人生活困难，三十晚上是个关。有户人家，丈夫到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家中瓶粟早罄，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这个故事让人听了.确实心酸。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余"。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古代，过年喝酒，非常注意酒的品质，有些酒现在已经没有了，只留下许多动人的酒名，如"葡萄醅"、"兰尾酒"、"宜春酒"、"梅花酒"、"桃花酒"、"屠苏酒"等等。在这些酒中间，流传最久、最普遍的，还是屠苏酒。但是屠苏酒的名称是如何来的？又是用什么制作的？从来传说不一。 　

    屠苏是一种草名，也有人说，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尾因为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屠苏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其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而成。这种药具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疫疬之邪的功效。后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开来的。孙思邈每年腊月，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孙思邈还将自己的屋子起名为"屠苏屋"。以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喝饮屠苏酒时，先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逐人饮少许。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有人不明白这种习惯的意义，董勋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这种风俗在宋朝仍很盛行，如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中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晚年虽然穷困潦倒，但精神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身体健康，虽然年老也不在意，最后罚饮屠苏酒自然不必推辞。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直至清代，这一习俗仍不衰。今天人们虽已不再大规模盛行此俗，但在节日或平时饮用这些药酒的习俗仍然存在。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元宵等，而且各有讲究。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有的包饺子时，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进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吃饺子的习俗，是从汉朝传下来的。相传，医圣张仲景在寒冬腊月，看到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便制作了一种"祛寒娇耳汤"给穷人治冻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温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娇耳"，下锅煮熟，分给穷人吃，人们吃后，觉得浑身变暖，两耳发热。以后，人们仿效着做，一直流传到今天。新年吃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传说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宙四方，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面，是预祝寿长百年。　

过年习俗源自何时很难考究，不过一般认为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末祭神祭祖活动。农历的正月(1月)是一年的开始，而正月上旬或中旬，大部分情况正好是春季的开始(少部分时间立春是在农历腊月下旬)，现在定名为春节；节日具体时间最后的确定相信和这个时间对农业劳作影响最小有关。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月大为30日，月小29日)，称之为“大年三十”，除夕晚上全家人团圆吃年饭(农历一年中最后一顿饭)，年饭以后有熬年夜(守年岁)和发压岁钱的习俗，表示从农历上年的最后一天守到来年的第一天，因此，对这一节日又称之为过年。　　 

海南岛自汉武帝元封元年设郡置治以来，随着汉族士庶的大量迁居，中原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其节序风俗同祖国大陆大体相同，但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又另有其独特的地方色彩。

海南古代的春节习俗，诸如腊月二十四的用竹枝扫除屋尘，夜具酒果送灶君，除夕午后祭祀祖先、吃团年饭，除夕夜厅房廊室灯火通宵、合家围坐守岁，元日门贴桃符避邪、吃斋饭等等，都与内地大同小异，兹不详述。比较特别的是“送穷”一项，即除夕入夜之后，家家户户“扫污秽”，以败苞破箩载之，燃灯于内，“将扫尘竹帚携掷之”。这也是除旧布新之一种，表达了农民送走贫穷，迎接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所送之物，必置于路口，似又有让他人把“穷”拾去的意味，不免打上了小生产者的思想烙印。

这里重点要说的是立春日的迎春。立春在阳历的二月四日或五日，不同的年份，该日或在春节之前，或在春节之后，但其迎春活动，同春节的喜庆是联为一体的。迎春活动的主体是鞭春牛，旧时用以表达劝农和春耕的开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立春前，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而《正德琼台志》对于此俗的记载更为详细：“迎春日，府卫官盛服至于东郊迎春馆，武弁各竞办杂剧故事，会聚逞炫。俟祭勾芒神毕，前导，城市内外老稚集于通衢，各携妇幼，男女竞看士牛自河口街从西门(或南门)入府，将豆谷洒之，谓消压痘疹。是日以面饼裹生菜诸肉品啖之，曰春饼。”《道光琼州府志》所记文字略有不同，如“迎春日”作“立春前一日”，“府卫官”作“府县官”，“武弁”作“街坊”，吃春饼作“亲邻以春饼相馈遗”，但大体程序是相同的。苏轼贬琼时，有《减字木兰花·海南春词》记此盛况，气氛异常浓郁：“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胜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可知迎春习俗从北至南，从宋到元至明清乃一脉相承。

元月一至四日，为人们互相拜贺的日子。城市村落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这期间盛行于海南城乡的游戏是打秋千。据记载，海南的秋千有两种，“用四木两相分叉为架，高而垂下者为女秋千；两木如柱，两孔横架，短而翻转者为男秋千”。所谓女秋千，便是在木架上悬挂绳索，下拴横板，玩者在板上或立或坐，两手握绳，使前后摆动，俗谓荡秋千。所谓男秋千，具体地说，是在木柱上装上转轴，轴上安上支架，支架上用绳系以软座，一个秋千上可同时安四至八个软座，类似今天游乐场上的过山车之类。玩男式秋千时，由人在两边高架上踩动，玩者便上下翻转，越转越快，伴随着围观者的阵阵喝采声和祝贺优胜的爆竹声，确能给新春增添欢乐的气氛。据说女式秋千原是汉武帝时后庭之戏，后才从宫中传到民间。男式秋千却不知何所自，似乎内地并无此种游戏，是否为海南的“特产”? 

春节的喜庆活动，在海南一直延续到元宵。海南人称元宵为小年(年仔)，元宵观灯，喜庆便达到了高潮。海南古代花灯品种繁多，“巧奇百出”。“(郡人)于通逵立竿，松竹叶结篷，缀灯于上。公宇富家，或缚竹糊纸为鳌山灯，用通草雕刻人马故事，彩绘，衣以绫罗，中机轴，系以丝线，或用人推斡，烟嘘沙坠，悉成活动。又有剪灯、花灯、纱灯、蒺藜、梅花球、媳妇莲花，名称不一。”明代海南卫指挥副使王弘的观灯诗有云：“龙吞水母宫中月，佛点天魔塔上灯”，“云龙自此争先睹，天马于今喜欲腾”，可谓形容尽致。观灯的人也很踊跃，不但城中人“每夜群游”，甚至“乡落男妇，二三十里入城聚观”，“城门因此以驰禁”，“儿童走卒，歌舞欢呼不绝”。明代琼州太守方向诗云：“百尺竿头有路通，彩绳摇曳戏东风。谁将一线牵消息，泄漏春光满眼中。”海南诗人杨碧亦云：“满城罗绮飏香风，闹看星球火树红。”皆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盛况。整个观灯活动，起于十一夜，盛于十五夜，讫于十八夜，春节的喜庆到此结束，一年之计也就紧接着开始了。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胜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减字木兰花·海南春词》